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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的路上,都不說話。我的包仍被一位母親抱著,裡面的證件、相機、錄音筆都完好無缺。反光鏡中看見後面跟上來一輛麵包,司機說是當地鄉政府的,我們快它也快,我們慢它也慢,甩不掉,也懶得再甩,用反光鏡蔑視它。當天我還要趕回駐馬店發稿,到了平輿縣城,見我上了去市裡的車,麵包才離開。�
第二天收拾好東西,直奔平輿。管它怎麼使絆,總是採訪中不可少的一環。後來見到《廣州日報》和《南方週末》的記者,他們在當地住得並不好,賓館把長途掐了,全縣的撥號都用不了,出事後網咖都關了,發稿都成了問題。�
這一天我找了縣政府、公安局、刑警隊、縣一高、縣二高……七八個單位,沒一家讓我進門。不是不讓我進門,而是不讓所有記者進門,那些家屬守在門口也沒用,哭得再慘也沒用。那天崑崙媽她們又將《南方週末》的記者帶進了現場,村裡幹部說,你怎麼又來了,他也是你的兒子?她看出了對方的惻隱之心,說不,這是孩子的叔叔。對方真的沒有阻攔。�
第二天稿子一發出來,網上就看見了。同事說,很不錯。我聽著,高興不起來,呆在屋子裡猶豫著出還是不出去。因為一出去別人就知道你是記者,就有好多老百姓圍上來,訴說他們的委屈,和種種靠他們的力量無法解決的難題。在北京時我囂張聒噪,面對這些滿是皺紋和黢黑的臉,就覺得難受。�
有一家三口,一對年邁的夫婦帶著他們被打瞎了眼睛卻沒人過問的兒子,問了半天才找到我住的地方,又在門外站了半天都不敢進來,要不是我出去扔垃圾,都不知道他們已經等了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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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輿的嘆息(3)
那對夫婦都已經快60了吧,一看就知道是那種很本分老實的人。老父親跟我說了情況,還沒等我說話,又補了一句:我知道你這次來是為了那些孩子,所以也不敢麻煩你別的,只求你看看這份材料。然後就不說話了。�
我說,您怎麼不敲門,這麼冷的天在外面站了這麼久。那瘦弱的老母親拉著兒子的手,忽然就跪下了———真的,滿頭白髮的老人就這麼給我這個後生跪下了,可是我承受不起啊,天下又有誰能承受得起這哀傷的一跪?!———我連忙去扶,居然扶不動,卻聽她低低地說,縣政府不讓我們進去,我們只有找你,求你一定看看我們的材料。又是一個求字,重若千鈞。�
我拼命把母子倆扶起來說,我一定看,一定盡力幫您轉到有關部門。一家三口看著我,尤其是那老母親的眼神,唉……除了那一跪,這一家人似乎一直很平靜,而我的眼淚在他們走後終於不爭氣地掉了下來。�這是我短短一年的深度報道記者生涯中,第二次面對這樣的場景。上一次是4月份,遼寧海城,幾百名學生家長面對永遠官腔的幹部們怒不可遏,面對記者時卻都跪了下去———當時3000多個孩子中毒,一個孩子死亡,政府瞞報,家長將記者當成了救星。�
4�
終於到了返回北京的日子,又請那些母親吃飯。崑崙媽拼命給我夾菜,我要推辭她就說,這是給我大孩子夾的;又給《南方週末》小戴夾菜,說這是給崑崙叔叔夾的。還努力地笑出來,說都已經好久沒笑過了。然後一路顛簸地回來。火車上計劃的第三篇報道被終止了。�
事情還沒完,崑崙媽半夜給我打電話,當地要半強行地將孩子屍體火化,怎麼辦?�
是啊,怎麼辦?這不過是我筆下新聞的一件,卻留下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
我想起以前看過的一句話:當一個好記者需要一種情懷。當時沒想透,現在還在想。��
———2003年11月25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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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那之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