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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我一連線到三個電話，都是不認識的人冒昧打來求情的，被我不冷不熱地打發了。下午又接到一個，是京城某媒體的同行，聽聲音應該是個前輩，他說得更直接：“他願意賠點錢，你提個數吧。”雖然我那時已經諮詢了律師，知道用錢解決是最簡單的方式，可是一聽他這話我還是嫌那山芋燙手：“您讓他提吧，我先要錢不就是敲詐了？”�

三天後，那邊又來電話：“我問過他了，你看1000塊怎麼樣？”哼，1000塊就想買我的“孩子”，邊兒去！�

我說：“我已經打聽過，他那邊的稿費是每千字150元，他抄了4500字，我們律師的意見是3000元，按稿酬的5倍索賠。”中間人馬上說：“這樣吧，你退一步他進一步，2000塊怎麼樣？”�

其實2000元也在我的接受範圍內，更主要的是，我對這樣的“討價還價”比較厭惡，跟菜市場買菜沒什麼兩樣！所以就快刀斬亂麻地告訴他：“好吧，成交！”�

兩天後中間人把錢交到了我手裡，然後讓我寫個條。我就寫了一張“今收到某某代轉稿費2000元”。�

又跟中間人瞎聊幾句，我才發現他根本不知道對方抄了什麼抄了多少，大概因為我接了他20張大鈔的原因，言語間還有種我能察覺的不屑，這讓我非常不舒服。他說：“某某其實是個非常夠哥們的人，你以後有事可以怎麼怎麼樣。”我毫不掩飾地撇了撇嘴：“算了，有什麼好怎麼怎麼樣的，他見了我不尷尬才怪。”說完道別走人。�

在回單位的路上，摸著鼓起來的錢包，心裡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空蕩蕩的。我是沒有想到“艾滋女”系列報道還會綴上這樣一個搖曳多姿的尾巴———我得到了什麼？2000塊錢而已；我失去的呢？我失去了一個長著“胎記”的孩子。雖然愣了點，但是可以隨便抱著給別人看；現在卻多了一個“養父母”，用象徵性的2000塊錢就取得了“抱養權”。那他是不是就能理直氣壯地說：這就是我的孩子？�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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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翅膀（1）

在我辦公桌抽屜的最底層，壓著的那封兩年多前老記者來的信，儘管我經常閉眼不看，但是在我心裡它卻時刻醒著。��

只要是故事，就會有個開頭因由。那天把《我被“剽”了》寫完，一朋友看後就問我：“怎麼你放那文抄公一馬的原因一點沒寫？不可能沒有原因的，你這樣的脾氣絕對不會無端地放過他！”�

這話說得不錯，我之所以會選擇放那人一馬的確是有原因的，儘管這個原因對我來說有些揮之不去的酸澀。�

2000年3月，我已經在報社當了9個月的實習記者。那時我離畢業還有4個月，但是已經和報社簽了協議。當時找研究生部學生處蓋章，老師看了一眼有點驚訝地說：“《北京青年報》？它可是很少接受應屆畢業生的，而且還是外地生源。”同學們也知道進“北青”很難，所以連實習都很少來這裡，我進了“北青”讓大家都很驚訝。�

我雖然是個很看得開的人，但是旁人的驚訝還是讓我有些沾沾自喜。那時我在以前的國內新聞部做機動記者，沒有工作量的要求———這些都讓我忘了一件事情：我沒有翅膀，我只能站在地上。�

事情就發生在那種狀態之下。4月的一天，編輯佈置我採訪“修建人工運河使淮河入海”的新聞———其實這題是南方某報之前做過的，我看過這篇稿子。和淮河水利部門進行了簡短的電話採訪後，發現他們說的以及能給我提供的材料都在那篇稿子裡；對方把一份傳真發給我，材料也並不新鮮，稿子裡也有。�

於是我就拿著那篇稿子，刪刪改改，類似《我被“剽”了》一文中那人改我的稿子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