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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早期的作品相比，這些畫有種拘束、聽天由命的特性。

“你不喜歡他，對不對？我看得出來。”她說：“那你為什麼替他幹這件骯髒的工作？”

這個問題似乎也沒有直接和能馬上說出來的答案。在回到水湄街的途中，他再次覺得有人跟蹤他，於是打電話結孟德皚，把他覺得出現過兩次的一組計程車車牌號碼告訴他，並叫他馬上展開調查，但這次，孟德皚已外出，要到午夜後才會回來。喬治睡得很不安穩，才五點就醒過來。到了八點，他已回到沙瑞特，發現彼爾心情開朗。那些審問員沒再來煩他，所長告訴他，交換的事情已獲得雙方協議，預料明天或後天就可以啟程。

他的要求含有告別的意味：他剩餘的薪水和代他拍賣雜物等所有的錢，都請替他寄到莫斯科的諾迪銀行轉交給他，這家銀行也會代收他的信件。在亞諾芬尼畫廊還有幾幅他的畫，包括他早期在大馬士革任職期間畫的水彩畫，喬治能不能替他安排送過去？然後，就談到怎樣掩飾他的失蹤。

“拖長一點，”他建議；“說我出任他職，說得愈神秘愈好，拖兩三年，然後宣告出局。”

“噢，我想我們還有辦法處理，謝謝你的建議。”喬治說。

自從喬治認識他以來，彼爾第一次關心自己的服裝問題。他希望讓人看起來有點來頭地到那邊去，他說：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些莫斯科裁縫根本不可理喻，他們會把你打扮得象小官吏。”

“對。”喬治說。其實他個人認為倫敦的裁縫也好不到哪裡去。

“噢，還有一個男孩。”他漫不經心地補充說：“一個水手朋友，住南丁山。最好拿個幾鎊去堵住他的嘴。麻煩你用那些錢替我辦這件事好嗎？”

“當然可以。”

他寫下一個地址，然後以同樣友好的態度，談起喬治昨天所謂細節的事情。

他拒絕談起他被吸收那一段的任何事，也不願談他與卡拉的終身關係。“終身？”喬治迅速地重複一遍。“你們是在什麼時候認識的？”彼爾突然覺得提起過去的事好象很無聊，於是不肯加以詳盡地說明。

如果他的話值得信賴，那大約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後，彼爾曾供給卡拉幾件精選的情報。這些早期的努力，限於幫助蘇聯對付美國的方面，據他所說，他“一向小心謹慎，絕不把任何會損及英國，或英國外勤情報員的資料交給他們。”

一九五六年發生的蘇伊士運河事件，令他相信英國的情勢危急，縱然英國有能力刺激歷史進步，但卻不能提出任何有價值的貢獻。矛盾的是，美國在埃及對英國的破壞行動，只是個附加的動機。因此從一九五六年起他可以說已經徹底地變成一隻專任的“鼴鼠”。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成為蘇聯的公民，在其後十年間，他得過兩枚蘇聯勳章——很奇怪，卻不願意透露是哪種勳章，只一味說它們是“最高榮譽的”。不幸，在這時期裡他經常在國外工作，因而限制了他的情報蒐集，而且由於他堅持蘇方接到情報後必須儘可能採取行動，“而不只是扔給一些愚笨的蘇聯公文保管處”，他的工作因此既危險又不穩定。他回到倫敦以後，卡拉就派波萊可作他的助手，但彼爾發現很難和波萊可保持秘密會面，尤其是他拍的情報資料為數甚多。

他拒絕討論梅林早期所用的照相機、裝備、報酬和情報技術，但喬治一開始就意識到彼爾對他說的任何一點話，都是萬分小心地從一個較大、也許多少有點不同的事實中精選出來的。

同時，卡拉和波爾兩人都接到老總髮現疑點的訊號。當然，老總病了，但很明顯，他在有機會把卡拉獻給情報局前，是不會放棄自己的控制大權的。老總的調查進度和自己的健康開始賽跑了。有兩次他幾乎碰到了黃金——彼爾再次拒絕透露是怎樣碰到的——要不是卡拉腳步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