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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前海那一座深院

在和世英恢復了聯絡以後，我就經常去他家了。這個寬敞精緻的二進四合院如今是郭沫若紀念館，每當我踏進去，心中便會瀰漫開一股濃郁而複雜的情緒。這裡的一石一木都是我熟悉的，然而，物是人非，昔日閤家聚居的和美情景已經一去不返。在那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幾乎每隔一兩個星期就在這裡度過一個週末日，品嚐過餐桌上不是尋常百姓能見著的豐盛菜餚，也領略過這個家庭非外人能想象的特殊悲歡。作為紅色中國第一文人家庭，這裡籠罩著一種高貴優雅的生活情調。然而，雖然郭沫若在文革中受到保護，民族的災難仍以特別的方式潛入了這個家庭，向它索取犧牲，最慘重的代價便是兩個兒子的死。

1967年5月2日，我到郭家去，世英正在西屋給小弟理髮。他看見我，第一句話便是：“我弟弟死了，知道嗎？”我一愣。前些天，外面傳說郭世英自殺，但我剛見過他，當然不相信。“我聽說是你自殺了。”我說。“是啊，真不可理解！”他說，“外面都傳是我。”接著，他談起了郭民英自殺的情況。

我見過郭民英一面。那是我上北大後的第一個國慶節，世英邀我去他家，那時他家住在西四大院衚衕。我到時，哥倆每人剛畫完一幅油畫，都是兩隻蘋果的寫生，在比誰畫得好。在我的印象中，民英個子比哥哥略矮，臉皮白淨，一雙大眼睛中含著憂鬱。當時他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學生，學小提琴。後來他退學了，到浙江的海軍部隊當兵。後來聽民英的好友林銘述說，退學的原因是，民英學小提琴學晚了，感到沒有前途，恰逢羅瑞卿作了一個報告，提出培養未來的將軍，他知道後大為興奮，遂決定棄藝從武。世英告訴我，民英參軍後，據說表現很好，被當做特殊的接班人培養，幾個月就入黨了。正要討論他的轉正，他突然自殺了，用衝鋒槍打自己的腦袋，子彈從前額穿到後顱。事情發生在4月7日，世英和林銘述一起去料理了後事。我儲存著世英的一張照片，是在這趟治喪之旅的歸途上拍的，他身披夾克，斜靠在輪船的桅杆上，嘴角掛著頑皮的笑，那副輕鬆的樣子倒像是在假日旅遊中。

我問是什麼原因，世英說：“思想問題，部隊的人也說是悲觀厭世了。他也一點兒不隱瞞，什麼柴可夫斯基、貝多芬，都談了，但部隊根本解決不了，怎麼解決啊。說他有精神分裂症，我才不信呢。中央文革都急了，前幾天，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都來我們家了。我母親得了心臟病，查出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弟弟的死訊。”說到這裡，他笑了，接著說道：“這件事一出，對於我們又是一個階級烙印！我們班的同學想整我，這下多了一條理由。”一會兒，他給小弟理完髮，卻和我討論起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盛讚毛澤東關於階級消滅後仍有矛盾和共產主義也會消滅的論斷，最後激昂地說：“黑格爾說現在就是絕對境界，馬克思說將來是完美的，只有毛主席是最徹底的辯證法！”

民英的死似乎沒有打亂這個家庭的正常生活節奏，表面上一切平靜。除了於立群因患神經官能症，時有情緒鬱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