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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標準比誰都高，還說一不二。這叫什麼？這叫“霸王條款”。第二，你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就算有，也不准我們去找。這叫什麼？這叫“壟斷經營”。第三，你依仗手中的審批權，強迫我們接受你下屬機構的所謂“服務”，從中收取好處，雖非“明搶”，也是“暗奪”。這叫什麼？這叫“仗勢欺人”。最後，你還要說沒有違反中央規定，沒有亂收費，大言不慚，心安理得。這叫什麼？這叫“欺上瞞下”。所以，這種做法至少有三大弊端：第一，滋長了歪風邪氣，進而培育了腐敗環境；第二，加重了企業負擔，破壞了投資環境；第三，壓抑了其他服務機構，嚴重製約了中介服務市場的發育。看來，當時的政府，確實“病”得不輕。

這就要對症下藥。

對症下藥的前提是找到病根，病根就在審批，或者說，審批的專案太多，審批的範圍太廣，審批的許可權太大，審批權的運用太濫。這就要進行清理，弄清楚哪些東西是必須依法保留的，哪些是可有可無的。這裡面又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專案，二是程式。清理的原則，則是前面鄧全忠所說的，區分政府性投資專案和非政府性投資專案。前者從嚴管理，後者依法放開。這個標準一確立，一大堆可審可不審的專案、可走可不走的程式便都從政府的“硬碟”裡清了出去。然後再重新設計程式（流程再造），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不過，政府的“硬碟”裡不但有“垃圾程式”和“垃圾檔案”，還有“病毒”。這就是行政部門的下屬企業和中介機構。不要小看這些“病毒”。它們不但破壞“程式”（經濟秩序），而且可能導致“宕機”（政府癱瘓），非清除不可。

這就肯定要引起反彈。減少審批專案和程式，已是“奪權”；砍掉政府行政部門下屬企業和中介機構，就更是“奪利”。公開對抗是不敢的，討價還價是會有的。鄧全忠告訴我，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的時候，談得很艱難。對方多半是糾纏於具體問題，說這個有什麼實際情況，那兒又涉及啥子困難。實在扛不過，就搬出“尚方寶劍”，說哪個是國家要求的，哪個是審批要求的。不過李春城他們也有辦法，說既然上面有規定，我們也不取消，那你能不能並聯處理，兩個部門同時給他辦？比如辦一件事情需要5天，你兩個同時辦，不也是5天？另外，如果不同的部門把的關是類似的，那麼，我們政府來協調，委託一個部門幫你一起把職能履行了，不也能提高效率嗎？

但這樣一來，分散辦公就不行了，層層審批層層簽字也不行了。於是，就有了“政務中心”，就有了“首席代表制”，就有了一系列的創新和改革，一個“規範化”和“服務型”的政府也就逐步地建立起來了。

我們可以額手稱慶了嗎？否！

吹皺一池春水（1）

規範化的政府必定是服務型的，服務型的政府也必定是規範化的

爭議一開始就存在，就連“規範化服務型政府”這個提法也有爭議。有必要叫這個名字嗎？就沒有別的說法嗎？的確，“規範化服務型政府”是很拗口，但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表述。因為只有這樣說，才明白無誤地表明瞭其性質和特徵：一是規範，二是服務。這兩個內容，意義都很重大，意味也很深長。

先說“規範化”。

從邏輯上講，所謂“規範化政府”，是針對不規範或不那麼規範的政府而言的。照理說，世界上不該有不規範的政府。但凡是政府，總會有所規範。就說計劃經濟時代吧，其實也有政策法規和規章制度，也需要嚴守紀律、照章辦事，並不能隨心所欲。隨心所欲就不叫“計劃”了。孟子有云，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因此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就連以“無法無天”相標榜的江湖，也有規矩和規則。民間尚且如此，何況政府？

話雖如此，具體情況卻並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