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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價值也有民用功能。攝像衛星本身是中立的，其生成的影象是用於確定武器打擊的目標還是用來監控農田決定了這個衛星到底是軍用的還是民用的。技術上的模糊對定義雙重用途技術以及確定何時以及如何控制這種技術方面存在的分歧具有重大影響。大多數世人認為通訊衛星是一種傳播資訊、推廣教育和促進民主的工具，但美國當前的政策卻將之視為“敏感技術”，意味著這種技術具有軍事價值。結果是，這種技術在出口方面和受控武器出口被歸為一類。一旦所有的軍民兩用技術都被分門別類—假如做得到的話，那麼就必須將某種軍用技術是更接近於進攻性的還是更具防禦意義的考慮進去。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作為戰略資源的太空（2）

以另外一枚飛行中的導彈為目標的導彈（導彈防禦）也可以用來瞄準軌道衛星。實際上，後者在技術上還更容易一些，這是因為衛星是環繞著已知的軌道飛行的或者是處於相對靜止狀態的，並且是一個黑暗背景下的明亮物體，發現這樣的目標要比發現一個移動目標容易。從技術角度來說，將導彈防禦系統設想為一套進攻性的反衛星武器（ASAT）並不困難。傑維斯曾專門談到了反彈道導彈技術：

“進攻性武器和防禦性武器之間存在差別的一個有利結果是，如果所有國家相對於軍備競賽而言，更支援維持現狀，顯然，達成的軍控協定便會是禁止進攻性武器的協定。然而實際上這樣的協定非常罕見—《華盛頓海軍協定》（Washington　naval　agreements）以及對《反導條約》（ABM　treaty）的敵視可以被視作樣本，這表明要麼國家並不總是願意保障其他國家的安全，要麼在區分進攻或者防禦武器方面非常困難。”

意在禁止進攻性技術的《反導條約》揭示了技術的模糊特性。

甚至當技術不是問題的時候，其他諸如意圖和動機之類的事情也必須得到考量。太空探索從來不是太空事業唯一的事情，甚至連首要的都不是。其他的目標總是與之息息相關的，外交政策通常便牽涉其中。冷戰時期，自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已降，歷任美國總統都透過炫耀技術可靠性和技術能力將載人航天作為提升美國政治威信的槓桿。太空探索只是第二位的。其他的提升威信的方法也曾被考慮過，包括大規模的海水淡化工程，但最終都沒被採納。航天代表了最前沿，提供了最崇高的技術威信。

今天，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太空依然位居首位，為什麼美國沒有在生物技術領域透過支付和載人登月或者登火星計劃一樣的費用來對抗傳染性疾病或者消除飢餓來積極展現她的全球領導作用？原因有三，首先，太空探險目前只有透過政府注資或者扶持才能成行，也許有一天，人們可以乘坐美洲航空（American）、維京航空（Viking）、日本航空（JAL）或者其他一家國際聯合航空公司飛往月球，但今天肯定不行。原因是費用太高，而且規則過於複雜和嚴格—至少如果美國參與其中的話，必然如此。然而，私人資金卻正在致力於對抗疾病，如比爾·蓋茨和美林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專注於對抗結核病、國際扶輪社（Rotary　International）傾心於對付腦灰質炎，許許多多私人基金會則在與飢餓搏鬥。實際上，問題的一部分只是如何整合他們的力量。其次並且與之相關的是，其他國家已經開始了太空活動，而且太空活動必然會帶來安全方面的影響。由最強有力的太空玩家，也就是美國來促使其他國家以和平方式開展活動是適宜的。最後，太空旅行具有強烈的未來意味。被看作是進入一個積極的未來的領袖，這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就像“阿波羅”（Apol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