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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易，不能預懸一通常泛論，而求在在適用也。

這不啻是杜威實用主義的通俗版。把一種哲學思想表述得如此常識，亦可見胡適自身的哲學特點。在胡適那裡，一開始就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他不會在這個後來長期困擾著我們的問題上困擾。他的問題是，在常識的層面上運作，在經驗的層面上言說，在材料的層面上展開，胡適如果作為一個哲學家（嚴謹地說，他是哲學史家），他欠缺在學理層面上對任何一個問題作思辨性的開拓，包括他推行了一生的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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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杜威　哥大　博士Ⅰ（2）

插：和胡適相映成趣的是晚胡適十年到美國的蕭公權。前面已經比較過胡蕭二位初度日本的觀感。這裡，可以構成比較的是，如果胡適放棄了康乃爾而去哥倫比亞大學的話，蕭公權恰恰相反。蕭剛去美國時就讀密蘇里大學，該大學在密州的哥倫比亞市。密大肄業，蕭公權的兩位老師給他提供了兩個選擇，一個是帶獎學金的哈佛，一個就是胡適離去的康乃爾。經過考慮，蕭的選擇不是大名鼎鼎的哈佛，而是綺色佳小城的康乃爾。因此，胡蕭二人，一個是從康乃爾到哥倫比亞（大學），一個是從哥倫比亞（城）到康乃爾。更有意思的是，胡適離去康乃爾和蕭公權選擇康乃爾居然是同一個原因。且看胡適這樣說：“我轉學哥大的原因之一便是康乃爾哲學系基本上被‘新唯心主義’（New　Idealism）學派佔據了。所謂‘新唯心主義’又叫作‘客觀唯心論’（Objective　Idealism），是19世紀末期英國思想家葛裡茵（Thomas　Hill　Green）等由黑格爾派哲學中流變出來的。”　然而，蕭公權選擇康乃爾的兩個理由，第一個便是：“康乃爾的哲學系是當時美國唯心論的重鎮。無論個人是否接受唯心論，研究這一派的哲學可以得到精密思想的訓練。”　顯然，胡適的哲學氣質和康乃爾不吻合，他在康大是否接受到那種“精密的思想訓練”呢？總之，形上的哲學思辨是遠胡而去的。

胡適到哥大後，選了杜威兩門課，“論理學之宗派”和“社會政治哲學”。前者作為邏輯學，胡適在這個方向上完成了博士論文，後者並未看出胡適這方面的造詣，倒是更多地看出他的社會政治關懷。在胡適的自述中，他的老師似乎並不善言談，許多學生都認為他的課枯燥無味。他上課時，語速極慢，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往下說，甚至一個動詞、一個形容詞、一個介詞都要慢慢地想出來，再講出來。胡適把這解釋為杜威講課時“選擇用詞的嚴肅態度”，但也不得不承認，杜威“不是一個好演說家和講師”。

胡適的話，在蕭公權那裡得到了印證。蕭就讀康乃爾時，該校的法學系曾請杜威來校講學。鑑於杜威的盛名，“一間可容五百多人的講堂完全坐滿。來遲一點的只好站著聽。名重一時的杜威先生似乎不擅長演講。他站在講臺上，把講稿放在桌上，俯首低聲，一句緊連一句地讀著。我聚精會神，傾耳諦聽，勉強了解他所講的大意。……第二次演講時，來聽的學生不過第一次的半數。到了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講演時，講堂裡的座位三分之二是空著的”（真不知1919年杜威來華是如何完成他那五大講演的）。不過，杜威的到來，使蕭公權有講演以外的收穫，當他代表康大五十多個中國學生請杜威參加藉以向他表示敬意的茶話會時，會上，蕭請教杜威，“中國積弱的主要原因何在？”，杜威的回答是“中國文化過度了”。

案：杜威給胡適的影響，除了哲學思想上的實驗主義外，他之作為知識分子的公共關懷，亦給胡適留下很深印象。這裡試舉一例，當胡適剛到紐約不久，“一夜，餘在室中讀書，忽聞窗下笳聲。臨窗視之，乃一汽車，中有婦女多人，蓋皆為女子參政之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