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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合作關係，這是為保證日本安全，甚至為維持世界和平作貢獻的現實措施”。和平是“自由民主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保持團結的結果”，而當時的日本具有承擔“團結的一部分責任”的義務。這一義務與第二個原則息息相關。

第三個原則是為吸取“戰前亞洲政策失誤”的教訓，藍皮書強調了“日本作為亞洲的成員，與亞洲同行”的立場。當時的領導人認識到，確保亞洲的和平對確立世界和平來說是最重要的條件，為了實現亞洲的繁榮，“日本將盡最大的努力”。

1958年，岸信介首相在施政方針演說中表明，“要貫徹以聯合國為中心，與自由民主諸國協調，堅持亞洲一員的立場的三原則”。後來，由於聽到許多類似“三原則”是否相互矛盾等疑問或不可實現等批判，第二年的《外交藍皮書》對此進行了補充說明：在明確提出“相互不矛盾”的同時，也解釋了“不得不承認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中，也有可能出現無法直接適用‘三原則’的事態”。

實際上，這樣的“事態”在之後的日本外交史上也發生過。每次遇到它，日本外交就被迫作出艱難的選擇。我在外務省工作的過程中親身經歷過這些困難，每次我都覺得，這是日本所面臨的地緣政治條件或歷史程序所決定的“命運”，不可避免。徘徊在“亞洲主義VS�脫亞入歐”的選擇之間的明治時代，經常以“亞洲VS�美國”的形式重回到我們面前，使國內輿論陷入混亂狀態。歷史證明，戰前的日本最終在兩者中一個都沒能選擇，侵略亞洲，與歐美衝突，結果遭到崩潰。

與戰前不同，戰後的日本外交高舉“三原則”，維持和平，實現了奇蹟般的復興和繁榮。我們究竟如何理解這一現象呢？可以說，日本把“安全”寄託在與美國的協調上，把“繁榮”寄託在與美國以及亞洲的自主外交上，以此來保證國家利益，這就是日本走出“美國VS�亞洲”、“協調VS�自主”這一迷路的辦法。就像吉田首相所提出的，“失去領土，也失去糧食、工業原料等資源的今天，日本只能扶持東南亞地區的開發，確保糧食及工業原料的供應，再加上把它們當做能夠獲利的市場”吉田茂：《回想10年》，東京：新潮出版社，1957年。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9）

，正是在這一思考下，日本把推進與東南亞國家的通商、經濟合作關係作為亞洲外交的重要支柱。

這一“外交三原則”在日本戰後外交史上被一貫堅持，豐富了日本的外交選擇，為確保日本的安全與繁榮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基礎上，下文將引用施政方針演說對“外交三原則”進行進一步考察。

“與自由民主國家的協調”與日美安全保障體制

戰後日本最大的課題是，在冷戰的狀況下，走出戰敗的挫折與混亂，努力實現“來之不易的”復興，同時保證國家的安全。決策者認為，“若沒有自由民主國家的互惠援助，實現維持和平，發展經濟是不可想象的”，並在此基礎上，提倡“與自由民主國家聯合”（該觀點出現在吉田茂1953~1961年的所有演說中）。而其中的核心是，以《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為基礎的日美關係。不過在朝鮮戰爭爆發，東亞地區的“東西對立”日益嚴重的時局下，透過“與自由民主國家的聯合”確保國家安全的日本，被美國要求“重新加強軍備”，並以此表示為自由世界作出貢獻的決心。但是，戰前日本所遺留下的教訓是：對於國家的安全與獨立，應該依靠“國民對獨立與自由的熱情”，而不是軍備或軍力，“缺乏這樣熱情和正確觀念支撐的軍備對外導致侵略主義，對內導致軍國主義政治”。因此，吉田首相在國會以“重新加強軍備的事情正在引起國內外不必要的疑惑，而且強大的軍備對剛戰敗不久的日本的國力來說是無法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