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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他對此越來越感到厭倦與困惑,痛苦甚至絕望,但依然別無選擇地承受。
&ldo;林彪事件&rdo;之後,夏鼐重新返回工作崗位,主持中國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1972年8月,越南考古學代表團訪問中國,夏鼐負責接待。席間,越南代表問夏鼐:
&ldo;明定陵是貴國成立後發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您是發掘的具體指導人。我國的胡志明主席曾去參觀過這一偉大的發掘奇蹟,不知現在發掘報告是否已出版?我們想帶回去拜讀。&rdo;
面對異國的同行的關心與要求,夏鼐的臉微微泛起一層紅暈,以歉疚的,心情說道:&ldo;我們目前正在搞文化革命,發掘人員和指導者都忙於這項工作,定陵發掘報告還一時無暇顧及,等他日出版,一定請你們指教。&rdo;
越南代表微笑著點點頭,表示理解,並對夏鼐親切的話語和友好的態度感到滿意。此時,他們當然不會知道定陵發掘人員和指導者們的悲慘遭遇,更不會理解夏鼐心中的悽苦與面臨的境況是何其艱難。
在這之後,夏鼐不斷收到國內外考古專家和考古愛好者的來信,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情況。他先是認真地一一解釋,隨著信函的增多和詢問者語言的尖刻,他感到解釋已是徒勞,想盡一切辦法儘快寫出發掘報告才是首要的。從此他對一切詢問都只能表示沉默。
1976年12月6日,山西一位中學教師冒著刺骨的寒風,來到夏鼐的辦公室。這位教師是考古愛好者,同時對《明史》有一定的研究。自定陵發掘的訊息公佈後,他就關注著報告的誕生,希望能從中得到教益。&ldo;文革&rdo;中他被打成&ldo;漏網右派&rdo;,送進農場勞動改造,但對考古的嗜好和《明史》的研究從未放棄。今天,他專程來到北京,向夏鼐大師請教《明史》中的疑難問題,並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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