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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學沉睡了2000年，這2000年，正好是中國帝王集權專制的2000年。墨學的道義，註定其本質精神，是無法苟合於集權的專制政體，而墨學的重興，也必然要等待君王集權制的崩潰。墨子的學說，在晚清時期重新被重視，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當封建專制面臨解體時，思想上的專制羅網也被撕開一角，而墨家作為中國最富創造力的古代精華，其復興與重新受到重視，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將墨子兼愛思想與俠義思想踐行到底的，首推譚嗣同。譚嗣同在《仁學·自序》中寫道：“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各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為高遠哉！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譚嗣同將2000年來幾乎絕跡的墨學，提升到與儒教、基督教、佛教同等的高度。譚嗣同接受墨子的人格力量影響在前，系統學習墨子的理論在後，“吾自少至壯……由是益輕其生命，以為塊然軀殼，除利人之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而且譚本人也以其生命踐行了“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理想。

近代以來，復興墨學最力者當推梁啟超。梁啟超寫有三本墨學專著，一為《子墨子學說》（1904年），全書分六章，約四萬五千字；一為《墨子學案》（1921年），全書八章，約七萬字；一為《墨經校釋》（1920年），約十萬字。《墨經校釋》出版時，梁啟超約胡適為之作序，這裡引胡適部分序文，可以看出梁啟超在推廣墨子學說的努力：“梁先生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學說了，他在《新民叢報》裡曾有許多關於墨學的文章，在當時曾引起許多人對於墨學的新興趣，我自己便是那許多人中的一個人。”梁啟超以其敏銳而廣博的歷史視野，考察雖然墨子學說2000年不流行，但其一些根本理念，已經融合為中華民族的特性之一，“吾嘗諦觀思惟，則墨學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蓋有之矣。”譬如在戰爭問題上，中國文化的價值取向，對開邊黷武者，皆持反對之態度，而在守土捍難方面，則是最為尊崇。這種民族特性，實則與墨子的“非攻”、“尊守”的學說是相一致的，梁啟超認為在現今國際社會，墨子的這一學說還有極大的生命力：“斯義者，則正今後全世界國際關係改造之樞機。”梁啟超的幾部墨子專著，都以新時代之眼光審視墨子文化，參比於西方學說，極具創造性，為研究墨學者不可不讀之精品。梁對墨子的人格，也極盡傾倒之心：“嗚呼！千古之大實行家，熟有如子墨子耶？熟有如子墨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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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精神：從消失到重生（3）

說到墨學的研究，還不可不提到胡適。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