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錢法混亂國用難（四）(第1/2 頁)

說白了，到底是親兒子，嘉靖雖然沒給朱載坖銀子，但是給朱載坖的都是內府好錢，雖說不能按照700文換一兩的官價兌換銀子，但是至少是民間樂於接受的好錢，要是讓戶部給朱載坖弄一堆惡錢，那才真是天坑。

朱載坖和一眾講官看著這些銅錢，不由得無奈感嘆道：“兩宋鑄錢，獲利頗豐，以資國用，百姓亦便，本朝不如也！”

幾位講官也不得不感嘆，北宋的鑄錢是大明望塵莫及的，僅北宋在江西，真宗初年以饒、池、江、建四州錢監為主體的錢監格局形成，到仁宗時期，進一步形成饒、池、江、 建、韶五州錢監格局，英宗時期基本維持此格局。而這四州錢監，每歲鑄錢就達一百五十萬貫，遠遠超過大明。

元豐三年，共設有17個銅錢監，歲鑄銅鑄幣506萬貫。元豐三年之後北宋仍有增設錢監。宋神宗元豐四年二月十四日，在秦州增設錢監。元豐六年三月，又在徐州增置寶豐監，歲鑄四十萬貫。元豐六年五月三日於梧州置監，歲鑄十五萬貫。

而每年僅鑄幣一項，大宋就收入一百餘萬貫，而大明自斷財路，到現在嘉靖準備整頓錢法，現在當然是千難萬難了。

李春芳說道：“金陵所用錢，皆開元也。薄小而賤，豈真古開元所鑄乎。當事者驟禁之，每至激變”

李春芳的話算是說到點子上了，留都地區民間私鑄之錢大概多為唐宋時期的古錢之類，朝廷私鑄禁令難以執行。而且一旦驟革之，總會激起地方民變。事實上，地方官員大多心中清楚，私鑄不可驟然革除，否則地方上的情況更糟糕。

私鑄在明代是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經濟生活現象，不是少數人鋌而走險的事情。從事私鑄活動的不唯民間小民百姓，宗藩、戚碗勢要之家亦參與私鑄和私錢販賣。楊士聰就曾記載崇禎皇帝田妃之父自寧波回，載錢十三船至京販賣，可獲四五倍之利，折銀以萬計。

朝廷雖然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但是卻根本無法執行，官鑄制錢濫惡不堪，給民間私鑄樹立了示範效應。明代前期制錢鑄造精少，私鑄現象明顯較為少見。嘉靖以後，制錢質量濫惡至極。

徐階也曾經上疏向嘉靖說明現在錢法之弊，明確地指出由於私鑄引起錢法不通的根源卻是在於寶源局鼓鑄制錢不合規制。本來最為精好的三種制錢是分別鑄造於寶源局、南京和雲南的金背、火漆和鏇邊。

後來由於科道這幫瘋狗亂提意見，革除車鏇一道工序，只保留了鑄、銼二匠。而且工匠還經常盜竊銅料，致使制錢銅量大大降低。民間因此將寶源局鑄造的這種粗糙制錢戲稱為“一條棍”。與私鑄幾乎沒有任何差別，私鑄乘勢而起。

民間百姓因為難以辨別究竟是制錢還是私錢，拒絕使用寶源局所鑄的這種制錢。終於連帶著金背等精好制錢也一併摒棄不用。在這種情勢下，有些別有用心的奸徒乘機興風作浪，民間甚至出現了“閉門罷市、買賣不通”的嚴峻局面。為保證商業貿易正常開展，官府只得放寬私鑄禁令，允許私錢與制錢一併流通使用，如此錢法才得以復通。

正是因為官局鑄錢偷工，給匠人提供了減料的空間和機會。摻雜了大量的 鉛、錫，制錢濫惡無比。民間社會對待制錢的態度是“朝入手而暮廢棄”。因為官錢不精好，私鑄得以摻和。

事實上，嘉靖年間的許多制錢根本就不是鑄造的，而是直接剪裁或捶打而成的。濫惡己極，不出現私鑄日盛，錢不流通的局面才是咄咄怪事！

嘉靖本意是透過整頓錢法來增加國家稅收，但是實際上由於種種原因，嘉靖的整頓錢法反而更加加劇了大明錢法的混亂。由於制錢濫惡，在銅錢體系中就出現了一個制錢與私鑄形成相互惡性迴圈的怪圈。

同時官鑄制錢數量太少，無法滿足市場和民間中下層對銅錢的大量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