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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卻《細說三國》,不是《三國演義》或陳壽《三國志》的修訂本,也不是裴松之的《三國志注》的改編。這三部書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動。
民國時代的盧弼,編了一部《三國志集解》。堪稱為我們之中的裴松之。他有裴松之的耐心,抄錄了不少裴松之以後的雪泥鴻爪。呂思勉、祝秀俠與姚季農、李則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貢獻。
對《三國志》貢獻最大的,直至今日為止,恐怕依然是《後漢書》的作者範曄、作補註的裴松之,與《資治通鑑》及考異的編者司馬光。我的法寶,也就是他們寫的這幾部書而己,不惜對讀者&ldo;和盤托出&rdo;,為的是讓後起之秀能夠寫出比這《細說三國》更好的書。此外,碑銘、地方誌,有關各人的文集詩集,與當代各方學者的短篇論文,也都是我的法寶,趁此一併公開。
一、 合久必分
西洋人談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繼起的說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潰,另一文化誕生的說法。湯因比(atoynbee)與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ldo;社會&rdo;一詞,代替&ldo;民族&rdo;或&ldo;文化&rdo;,並且補充了一點:某一社會崩潰之後,其構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會所區域性儲存。湯因比喜歡說,&ldo;中國社會&rdo;在佛教進入之時已經崩潰,此後不再有中國社會,而只有&ldo;遠東社會&rdo;。
在實質上,中國史與西洋史不同。我們的周朝,十分燦爛,卻不是曇花一現的希臘;我們的漢朝,十分雄偉,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復興的羅馬。我們中國人具有西洋人所沒有的韌性,我們的朝代雖有興亡,國勢雖有盛衰,而我們的民族自從埃及、巴比倫之時便一直屹立於東亞,不曾死亡,而且繼續發展。
我們的政府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政府好的時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時候,是亂。治久了以後,難免有亂;亂了一陣以後,由於我們這個韌性的民族&ldo;江山代有才人出&rdo;,由於我們這禮義之邦&ldo;十室之邑,必有忠信&rdo;,所以遲早會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ldo;撥亂反治&rdo;。於是,希臘、羅馬於亂了以後未能再治。而我們中國每逢&ldo;天下大亂&rdo;以後,不久便&ldo;形勢大好&rdo;,一冶一亂,成了中國歷史的軌道,雖則我們不可把這軌跡看得太呆板。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或其修訂人毛宗崗,說出一句令人難以駁倒的話:&ldo;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rdo;這等於說:&ldo;治久必亂,亂久必治。&rdo;這種話,西洋人說不出來。他們對於他們國家的未來,不可能有如此樂觀的信心。
&ldo;合久必分,分久必合&rdo;這八個字,與宇宙論中&ldo;一張一弛&rdo;的大道理,頗能相通,站在嚴格的歷史科學的立場來說,分與合至少是極可能的趨勢:&ldo;合久會分,分久會合。&rdo;
至於,合久了何以不僅會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僅會合,而真的合了?&ldo;人&rdo;的關係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決心與能力,是可以挽狂瀾於既倒的;倘若沒有決心,又沒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兩漢的大一統局面,維持了四百多年;種種機構已經磨損、腐蝕,不再管用。分的趨勢,確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輪流把持中央,剝削地方,是病徵,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無藥可救的階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標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陰補陽。
西漢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