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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實際上，在吳德的講話之前，即10月26日，華國鋒在談到報刊批判“四人幫”的問題時曾明確表示，要注意把“四人幫”的罪行同毛主席的指示區分開來，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

于光遠說的第二個版本，就是大家所知道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發表的那篇著名社論《學好檔案抓住綱》提出的“兩個凡是”。這篇社論，是李鑫和他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的人起草的，汪東興在社論清樣上寫了一段話：“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志和理論學習組的同志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他決定以“兩報一刊”社論形式發表。社論說：“讓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兩個凡是”的標準版本，人們現在所提到的“兩個凡是”，就是這個版本。于光遠後來說，這是“兩個凡是”很正式地提出，也是影響最大的一次。

其實，在這之前還有一種提法。華國鋒要求把他在10月26日的中央宣傳口的意見寫進為他準備的一個講話稿中。這就是1977年1月21日的講話提綱，其中有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議論，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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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個凡是”出臺（4）

對於這段歷史，耿飈後來回憶說，他離開中央廣播局的第二天，參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決定，在中央宣傳部未恢復之前，先成立臨時中央宣傳口，將宣傳輿論陣地統管起來，他負總責。李鑫也在宣傳口兼任了一個領導職務，但他不在宣傳口辦公，只是負責傳達汪東興的指示。汪東興代表中央領導宣傳口，並主管全黨、全國的宣傳工作。在報刊和廣播宣傳方面，我們致力於掃除“四人幫”的影響及一些明顯的極“左”思想。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及認識上的侷限，當時對有些問題，我們還沒有深刻地認識。例如，對“兩個凡是”的問題，就是如此。

耿飈還說，汪東興把華國鋒10月26日同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談話意見概括成兩句話，並把它寫進一篇題為《學好檔案抓住綱》的社論中，命令宣傳口通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等報刊發表，還要宣傳口組織各個新聞單位抓緊宣傳“兩個凡是”的觀點。“這樣，該觀點便離開了批判‘四人幫’的特定環境而變成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政策觀點。”〔35〕

耿飈接到社論後，找宣傳口的幾位負責人進行了討論。他說，刊登這篇文章，就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了。”〔36〕但是，聽了李鑫傳達汪東興的指示之後，覺得還是遵照中共中央的決定，把社論稿送到“兩報一刊”編輯部發表。

這篇社論發表後不到一個月，《人民日報》又接連發表批判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的文章。這兩篇文章曾分別發表於《紅旗》雜誌1975年第3期、第4期。文章借批判“經驗主義”為名，把矛頭指向周恩來。毛澤東當著十幾位政治局委員的面，評說姚文元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聽了一遍，我是沒有看，我也不能看，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37〕這算是毛澤東點過頭了。於是，這兩篇文章也不能批判。因為文章是“經過中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