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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主張以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檔案為依據評價“文化大革命”。

那麼，真理的標準究竟是什麼？是毛澤東的指示，還是實踐？這是真理標準大討論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據孫長江回憶，他和吳江當時都認為，兩個標準的說法是一種誤解，是糊塗觀念，應該澄清。他們打算寫一篇文章，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孫長江在命題的時候就強調了真理標準的唯一性。因為，“我們要解決的就是兩個標準會帶來思想混亂的問題”，所以，他們把文章的題目確定為《實踐是檢驗路線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後，他們又取掉了其中的幾個字，把題目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其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不僅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是一個常識問題，而且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種常識。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極其普通的常識問題，在30年前的中國，竟然引發了一場“真理標準大討論”。

可以肯定地說，真理標準大討論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這是當時參與者的一致看法。時任《光明日報》理論部哲學專刊主編的王強華回憶說，粉碎“四人幫”後，各行各業都開始撥亂反正，但總覺得有什麼東西阻礙著這一運動的深入，大家都在冷靜地思索這個問題，後來才明白，這個“東西”就是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社論提出的“兩個凡是”。如果不破除“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這一觀念，那麼，包括“###”在內的許多問題都得不到解決。於是，從根本上駁倒“兩個凡是”，為進一步撥亂反正製造輿論，就成了現實的必然要求。〔24〕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者之一、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在談到寫作這篇文章的經過時也說，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後，正在全國開展的撥亂反正降溫了。當時我就意識到要批判“兩個凡是”，開始醞釀寫文章。“我寫實踐標準這篇文章，目的很明確，就是推翻‘兩個凡是’，推動撥亂反正。”〔25〕

胡福明寫這篇文章是應王強華之約。兩人後來對文章的寫作均有回憶，但在寫作時間上有出入。據王強華回憶，他約胡福明寫這篇文章“真是很偶然的”。1977年8月，南京召開撥亂反正理論研討會，邀請《光明日報》派人參加。考慮到王強華是南京人，而且《光明日報》理論部也在為撥亂反正作輿論準備，於是，王強華就去了南京。在研討會上，胡福明發言，認為“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判“唯生產力論”是錯誤的。王強華覺得胡福明的思想比較解放。所以，在會議休息期間，王強華主動找到胡福明，想請他為《光明日報》哲學專刊寫文章，內容是關於批判“四人幫”、從理論上撥亂反正，但沒有確定具體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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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個常識性問題引起的討論（3）

“不久，大約是1977年10月，胡福明寄來了兩篇稿子，一篇是批江青提出的‘女人也是生產力’的，另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王強華看了第一篇稿子後覺得沒有什麼意思，認為第二篇文章立論可以，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戰鬥性不太強，於是就寫信讓胡福明修改。〔26〕

胡福明回憶的時間是在6月初，當時理論界在江蘇省委黨校開展研討會，“我在會上作了《誰反對唯生產力論就是反對歷史唯物論》的發言，論述生產力是歷史唯物論的根本觀點。會後，經別的同志介紹，我認識了王強華同志，他似乎支援我的觀點，並約我寫文章，但沒有提出題目，因而我於1977年9月初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與另一篇文章一起寄給了王強華。”〔27〕

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篇文章的寫作經過，胡福明有過詳細回憶。據他說，在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