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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難道我就懷著這些秘密離開這個世界嗎？於是我孤獨。

我恐懼，是因為我怕這些千載難得的經驗一旦泯滅，以千萬人遭受難言的苦難為代價而換來的經驗教訓就難以發揮它的“社會效益”了。想再獲得這樣的教訓恐怕是難之又難了。於是我恐懼。

在悲哀、孤獨、恐懼之餘，我還有一個牢固的信念。如果把這一場災難的經過如實地寫了出來，它將成為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一面鏡子。常在這一面鏡子裡照一照，會有無限的好處的。它會告訴我們，什麼事情應當幹，什麼事情又不應當幹，決沒有任何壞處。

就這樣，在反反覆覆考慮之後，我下定決心，自己來寫。我在這裡先鄭重宣告：我決不說半句謊言，決不添油加醋。我的經歷是什麼樣子，我就寫成什麼樣子。增之一分則太多，減之一分則太少。不管別人說什麼，我都坦然處之，“只等秋風過耳邊”。謊言取寵是一個品質問題，非我所能為，亦非我所願為。我對自己的記憶力還是有信心的。經過了所謂“文化大革命”煉獄的洗禮，“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什麼都不怕。如果有人讀了我寫的東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瘡疤；如果有人想對號入座，那我在這裡先說上一聲：悉聽尊便。儘管我不一定能寫出什麼好文章，但是這文章是用血和淚換來的，我寫的不是小說。這一點想能得到讀者的諒解與同情。

以上算是緣起。

第一部分

第3節從社教運動談起

六十年代前半，在全國範圍內又掀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運動。北大又大大地折騰了一番。規律仍然是：這場運動你整我，下次運動我整你。混戰了一陣，然後平靜下來，又都奉命到農村去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我於1965年秋天，開完了“國際飯店會議”以後，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擔任這個村的社教隊的副隊長，分工管整黨工作。這是一個小小的山村。在鐵道修建以前，是口內外的交通要道。據當地的老百姓告訴我，當年這裡十分繁華，大街上店鋪林立，每天晚上臥在大街上的駱駝多達幾百頭，酒館裡面划拳行令之聲通宵達旦。鐵路一修，情況立變，現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處可見斷壁頹垣，一片荒涼寂寞，當年盛況只殘留在老年人的記憶中了。

村裡社教運動進行的情況，我不想在這裡談。我只談與“文化大革命”有關的一些情況。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來頭是很大很大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用不著我再去細說。它實際上是在1965年冬天開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時候。這時候，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起了“革命”的烽火。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實，滿篇邪理。它據說也是頗有來頭的。姚文元不過是拿著雞毛當令箭出臺獻藝的小丑而已。我讀到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腦袋裡一向缺少政治細胞，雖然解放後幾乎天天學習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鈍，時時刻刻講階級鬥爭，然而我卻偏偏忽略階級鬥爭。我從文章中一點也沒有體會出階級鬥爭的味道。我一點也沒有感覺出這就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就是大風暴將要來臨的訊號。我只把它當做一篇平常的文章來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裡藏不住話的缺點（優點？）。看完了以後，我就信口開河，大發議論，毫無顧忌。我到處揚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罷官》會同彭德懷有什麼瓜葛。我還說，“三家村”裡的三位村長我都認識，有的還可以說是朋友。我同吳晗三十年代初在清華是同學。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平以後，還曾應他的邀請到清華向學生做過一次報告，在他家裡住過一宿。如此等等，說個沒完。我哪裡知道，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同我一起來南口村搞社教運動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貧農兼烈屬，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