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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是個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嘛！”林彪鼓吹毛澤東是天才。毛澤東說：“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１９１８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麼是天才？”從１９６５年“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到１９６９年黨的九大，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總的說來是融洽的，他們兩人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認識基本是一致的，至少沒有公開發生過“頂牛”現象。

然而到九大，事情慢慢起了變化。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兩人的矛盾越來越明顯了。毛澤東決定讓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報告，並說：這次報告不要事先寫出稿子，口頭講，然後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對外發表，就摘用記錄稿。林彪提出，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作正式報告，最好請中央文革小組給寫個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會那樣，他另作一個口頭報告。但對外發表，還是以中央正式透過的稿子為準。毛澤東同意了，決定由林彪負責，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組成起草小組。然而，在起草政治報告的過程中，陳伯達和張春橋、姚文元發生了分歧。陳伯達不願意和張、姚合作，自己關起門來單幹。張、姚則在康生、江青的支援下，另外起草了一個稿子。在討論張、姚的稿子時，陳伯達提出了這樣的意見：“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陳伯達的意見其實是林彪的意見。陳伯達的意見激怒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批評陳伯達按照林彪意見撰寫的報告是在鼓吹“唯生產力論”，而毛澤東最終採用了張、姚的稿子，並作了多次修改。不但如此，毛澤東還嚴厲指責陳伯達“腳踏兩隻船”，意思是陳伯達在他毛澤東和林彪之間搞政治投機。林彪當然也不肯輕易讓步，他對毛澤東肯定的政治報告根本不看，沒好氣地批了一句：“不掠他人之美。”他只是在九大上唸了一遍，敷衍了事。甚至他在會前說過這樣的話：“唸錯的越多越好。”

“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也是林彪的獨創：“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為紀念十月革命勝利５０週年，１９６７年由陳伯達、姚文元執筆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一文，多處用“天才地”這一副詞。此文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可用”。可是，到１９６８年，情況有了變化。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九大黨章草案時，毛澤東兩次提出刪去草案中出現的三個副詞。當時有人報告毛澤東說這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透過的，新黨章不寫不好吧。毛澤東說，黨的代表大會有權修改以前的任何檔案。因此，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九大的政治報告和新黨章都沒有再用這三個副詞。１９７０年討論修改憲法時，為寫不寫這三個副詞，吳法憲和張春橋發生了尖銳衝突，吳法憲還拍了桌子。吳法憲將此情況報告了林彪，得到林彪的支援。吳法憲還得到了陳伯達的支援。然而，毛澤東卻是支援張春橋的。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毛澤東在中宣部的一份文稿上，作出了關於不要用“頂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一類語言的批示。毛澤東所不同意的這些語言，恰是林彪自鳴得意的創造。早在１９５９年９月至１０月，林彪就在全軍幹部會議上大講“頂峰論”，他說：“現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什麼？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思想的頂峰。”以後，林彪在多種場合反覆講，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１９６７年，毛澤東對林彪“發明”並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的“四個偉大”題詞：偉大的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