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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敘述這些榮譽並非出於虛榮，而是因為它們顯示出共和國對文化的態度。當時我深受感動，因為這是人民的愛，對我來說，這是至高無上的榮譽。

在君主政體時代，王室家族待我極其親切，但這份溫情不見得也反映在政府官員的舉止上。舉例來說，當我巡迴演奏抵達某個異國城市時，不曾有西班牙王朝的代表，無論是大使還是領事，到車站迎接我。可是在共和國時期，當我到外國去，只要我造訪的城市有西班牙大使館或領事館，我總會發現大使或領事在車站等我，而且他們會提供一部車供我使用，在我停留期間儘可能地協助我。我的意思並非是自己像個顯赫的貴賓，正好相反，他們讓我覺得自己是家庭的一分子。

事實上，當時我為了加泰隆尼亞的事務十分忙碌，因此不像從前那麼樂於到國外旅行。不過，有一趟旅程是我特別樂意的：一九三四年秋天前往蘇格蘭。就在那趟旅程中，我與阿爾伯特·史懷哲首次相遇。我們兩人均受邀去接受愛丁堡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我的老友唐納德·弗朗西斯·託維爵士當時在那所大學擔任音樂教授，他邀請我指揮愛丁堡的裡德交響樂團，樂團首次演出的是由他作曲並獻給我的一首大提琴協奏曲，這個優秀的樂團由他創立並擔任指揮。託維是我們那個時代最偉大的音樂學家，在我認識的人當中，他在音樂方面的知識無人能及，除此之外，他還是個出色的作曲家。他還是個極其優異的鋼琴家，在某些方面是我聽過最好的。我認為託維是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

我熱切期待與史懷哲的會面。我不僅熟悉他關於巴赫的文章，對他這個人也極為佩服。在愛丁堡那一次，有好幾場公開和私人的音樂會，我所演奏的巴赫讓史懷哲非常興奮。他懇請我留下來，因為他想聽更多的巴赫，可是我無法停留，因為還有其他預定行程，最後一場演出結束我就得去趕火車。我收拾好行李，匆匆沿著走廊離開，此時我聽見身後有跑步聲。我回頭看，是史懷哲，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他看著我，帶著那種動人的表情，反映出此人極大的同情心。「如果你非走不可，」他說，「那麼至少讓我們親暱地道別。」他說的是法文，「讓我們在別離之前以暱稱來稱呼彼此。」[2]我們互相擁抱後道別。

從那一天起，我們便保持著密切聯絡。我們之間相隔遙遠，史懷哲大部分時間都在他創立的蘭巴雷內[3]醫院，我們後來只見過兩次面。但我們經常通訊，二戰之後，我們共同致力於阻止原子彈試爆，並且警告世人核武戰爭的可怕威脅。

史懷哲真是個了不起的巨人！他確實是這個世界的良知。即使在我們這個苦澀的時代，單是想到他就足以讓人對人性懷有希望。

西班牙共和國的領導人知道在某些事情上我跟他們意見不同，我也毫不猶豫地表達出這些歧見。他們知道我雖然擁護共和政體，但我仍舊跟西班牙王室家族有親密情誼，他們尊重我的情感。在共和國建立幾年之後，馬德里市政廳辦了一場向我致敬的晚會。參會的人很多，政府高階官員也有到場。那是個美好的慶祝活動，一如這種場合的慣例，有許多人致辭。巴塞隆納市長發表了主要演講。慶祝活動結束時，他們請我講幾句話。我不喜歡演講，但他們之前所說的話讓我深受感動，我想要表達心中的感受。我說起在本德雷爾的童年經歷以及我音樂生涯的早期時光。我告訴大家我在馬德里求學的歲月，還有我們母子所住閣樓上的鄰居：那個鞋匠、那些製作雪茄的工人、那個在王宮工作的門衛。接著我說起在王宮度過的時光，以及我對阿方索國王仍然懷有的深刻感情。「我能有今天，我作為音樂家所獲得的成就，」我說，「要感謝克里斯蒂娜王后，我對她的感謝遠非言語所能表達。她就像我的第二個母親，我會永遠懷著敬愛想起她。」我的話語被掌聲打斷，全場觀眾都站了起來。是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