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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還給我，我當印成許多分送給全國各戲劇家、文學家以及一切藝術家們，引起一個更大的討論。”

邵氏繼熊氏而起。

“方才熊先生問我有沒有看過他寫的劇本，我說‘看過了，看過了’，其實我沒有仔細的讀過，不過大意我是知道的了。現在我也有一個問題要請教熊先生：為什麼熊先生的《賽金花》與上海的《賽金花》相彷彿呢？象洋兵入京，賽金花周旋瓦德西……幾幕結構都很相似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我不知道，因為我還沒有看到上海的《賽金花》。不過據人說，上海的《賽金花》是做到被逼出走為止，我則寫到病死的，這一點就不類同。”

“噢。”邵部長接下去說：“兄弟的意思總還希望熊先生能犧牲《賽金花》，因為處於我們全民族危急存亡千鈞一髮的今日，我們不需要那樣的‘瓦全’精神。前幾天，孫伏園先生有信給我也提到這件事，我正打算寫回信給孫先生，請他勸勸熊先生能夠犧牲《賽金花》。現在熊先生到南京來了，那就更好，我們不妨約一個時間再當面談談。倘使熊先生一定要演，那末或者大家想法子修改修改再演，熊先生的意見如何？”

熊接下去：“並不，並不，我可以犧牲的！”

雙方是“統一地”笑了，毫無芥蒂的。

最後是陳立夫先生的話，結束了這次辯說。陳氏的大意是：政治家與藝術家的看法往往是不同的，藝術家是用最有力的方法發揮自己的情感、見解，而求得觀眾的共鳴，但政治家則不然，還須顧到各方面。陳氏到末了有一節很風趣的談話。

“……譬如《賽金花》這劇本是以反面的手法來提高觀眾的愛國情緒，可是，熊先生你得留心，恐怕扮演賽金花和幾個媚外洋奴的演員，有被觀眾打下臺去的危險呢，因為演得太認真了，觀眾的情感無法遏止了。”陳氏說這幾句時，對熊氏臉色一正，希望熊氏能關心到這些地方。

注：初，周劍雲演述國產電影時，曾痛責國人之“洋化”愈來愈烈，謂國人之間竟以洋話敘談為光榮者。以故熊氏用一英語時，而有此宣告也。

附註：本文曾載光明雜誌，作者具名A記者，並宣告是追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