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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在柏林的一場音樂會上，我認識了知名的美國藝術歌曲演唱家蘇珊·梅特卡夫，演出結束後，她到後臺向我表示祝賀。她向我提起對西班牙歌曲的興趣，我表示願意幫助她整理一套曲目。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們一起工作；次年春天，我們在紐約州的新羅歇爾結婚，那是她當時居住的地方。在那之後，由我替她伴奏，我們一起在歐洲和美國舉行了好幾場音樂會。然而，我們並不適合彼此，這份關係沒有維持多久，過了許多年之後才離婚。我們在一起的生活並不幸福，不過，當然，這種事不談也罷。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裡，最快樂的回憶是關於那些非正式的小型音樂聚會。透過那些聚會，我會定期跟朋友見面，純粹為了自娛而演奏。那些聚會成了我們之間一項珍貴的習慣，你可以稱之為一種儀式，雖然就一般的意義而言，那些聚會跟儀式毫無相似之處。通常我們會聚在蒂博家的小客廳裡，一般說來會有四五個人。我們這一群包括尤金·伊薩伊、蒂博、克萊斯勒、皮埃爾·蒙都、柯爾託、鮑爾、喬治·安奈斯可，還有我。安奈斯可最年輕，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從羅馬尼亞來到巴黎，當時大約二十歲。他是個感覺十分靈敏的年輕人，相貌英俊，具有纖柔而詩意的氣質，小提琴和鋼琴都演奏得極好，而且已經譜寫出令人讚嘆的音樂。我們很快就成為摯友。

蒂博家的聚會於暮春或初夏展開，在音樂會季節終了時，我們的巡迴演出也都已結束。我們這一群朋友會從世界各地前來相會，有如返鄉的鴿子：尤金·伊薩伊剛從俄國巡演回來，克萊斯勒從美國回來，鮑爾從亞洲回來，我則可能是從南美洲回來。我們多麼盼望這一刻！我們會一起演奏，純粹只是對演奏的熱愛，不必去想音樂會的節目單或時間表，也不去想樂團經理、票房、觀眾和樂評家。就只有我們和音樂！我們演奏雙重奏、四重奏、室內樂，任何我們想要演奏的曲子。我們默契十足，不停變換角色：這一次由某人演奏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或中提琴，下一次就換別人。有時彈鋼琴的人是安奈斯可，有時則是柯爾託。通常我們會在晚餐後碰面，我們會一直演奏。沒有人在乎時間，幾個小時就這樣飛逝，偶爾我們會停下來吃點兒東西或喝點兒什麼。等我們演奏完畢離開蒂博家時，往往已是清晨。

這些美好的聚會終將曲終人散，一九一四年的動亂撼動了我們的人生，一如撼動了千百萬世人的人生。那年夏天，克萊斯勒被徵召入伍，加入奧地利軍隊。這個溫和開朗的天才穿上士兵制服的模樣實在令人難以想像，而他是俄國前線最早負傷的一批士兵又多麼令人震驚！鮑爾在不久之後移居美國，尤金·伊薩伊則遷往倫敦……

戰時，我們那一群朋友中有幾個仍然在繆麗爾·德雷珀家中聚首合奏，她是當時住在倫敦的美國社交名媛。我們在一間稱之為「洞穴」的地下室演奏。那其實是個很迷人的地方，有舒適的座椅，散放著大大的墊子。然而，在那兒演奏無法真的像在巴黎時一樣。可怕的戰爭幽靈一直徘徊在我們內心深處。

二十世紀初，大多數歐洲人沒見識過什麼戰爭。塹壕戰、觸目驚心的傷亡名單、婦孺逃離烽火遍地的城鎮，千百萬人即將目睹這些情景。戰爭也不像如今這樣，成為每日談話的主題、每晚電視節目中的驚人景象、吞噬大國財富的無底洞。

一九〇〇年代初期，西班牙雖然已經不再是世上強權，但是國人可能比其他歐洲人更熟悉戰爭。我自己對戰爭的記憶要追溯到世紀交接之前，即所謂的「一八九八災難」。那時我在巴塞隆納目睹了噩夢般的情景，那一幕我從不曾忘記。正是美西戰爭的那一年，也是西班牙帝國終於瓦解的那一年：西班牙失去了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這些殖民地。跟西班牙其他同胞一樣，我們加泰隆尼亞人當然知道在古巴拖延多年的戰事，是為了鎮壓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