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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不清自己一共開過多少場音樂會，只曉得每年往往在兩百五十場左右。有時當我行經城市密集的國家，一個月會做三十場以上，週日下午一場，晚上還有一場。那樣的行程很累人，但我不曾錯過任何一場演出。儘管我身強力壯，有時仍不免感到筋疲力盡。有一回在柏林，我在演出時暈倒了，不過，稍事休息之後，我還是完成了那場演奏。

我得說那種生活方式不怎麼理想。我一向不喜歡收拾行李和開啟行李。即使是對一個充滿活力和好奇心的年輕人來說，旅行的興奮也會逐漸消退。在這裡過一夜，在那裡過一週，一路奔波，得在音樂會結束後去趕火車——那時你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濕透——徹夜旅行，第二天早上還得排練，這漸漸令人疲倦而沮喪。另外，跟新結識的朋友分別也令人難過。不管我的巡迴演出有多成功，當演出結束再回到巴黎時，我總是很開心。最令我愉快的則是夏天來臨，我得以回加泰隆尼亞去探望父母。

然而，儘管常常思念家鄉，我卻並未因此而感到寂寞。巴赫、貝多芬、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總是與我為伴，而在許多巡迴演奏會上，我會跟同為音樂家的好友同行，比如鋼琴家哈羅德·鮑爾和阿爾弗雷德·柯爾託、小提琴家雅克·蒂博和弗裡茨·克萊斯勒。而且不管身處哪個國家，不管在何處演出，是莫斯科的貴族廳，還是馬裡蘭州一所高中的禮堂，我從未覺得自己是個身處外邦的異鄉人。我很感激墨菲伯爵堅持要我學習多種外語，我後來能夠流利地說七種語言，但是不管走到哪裡，我主要是透過我的音樂跟人們溝通。就算母語並不相同，我們卻有共同的心靈語言。即便是跨越國界，在陌生的城鎮裡過夜，你總是能發現這種精神上的同胞之情。

看見眾人聚集在一座音樂廳裡，這件事對我而言具有象徵意義。當我看著他們的臉，一起分享音樂之美，我知道我們都是兄弟姊妹，是同一個大家庭的成員。儘管當時國與國之間有著不該有的壁壘，這份認知卻從未離開過我，而且它將留在我心中，直到最後。我盼望有一天，世界上各民族能夠齊聚一堂，以歡樂、愛與美緊緊相系，如同在一座巨大的音樂廳裡！

初次跟拉穆盧管絃樂團同臺演出之後不久，我認識了哈羅德·鮑爾。他當時二十六歲，已經是知名的鋼琴家。事實上，他最初是以小提琴家的身份開啟音樂生涯的。他年輕英俊，眼眸閃亮，一頭濃密的紅髮。當他還是個住在英國的少年時，有一次，波蘭鋼琴家伊格納西·帕德列夫斯基曾開玩笑地對他說：「有這麼漂亮的頭髮，你可以成為很出色的鋼琴家。」幾年之後，鮑爾在巴黎定居，他果然成了鋼琴家，而且是技藝傑出的鋼琴家！他尤其擅長詮釋勃拉姆斯、舒曼和蕭邦的作品。我們一見如故，鮑爾提議我們合作演出幾場音樂會。當時是一九〇〇年，我們在西班牙和荷蘭安排了幾場演出，就此展開了一段愉快的維持多年的情誼。在接下來那些年裡，我跟鮑爾的合作要多過跟其他演奏者的合作。我們配合得很好，彼此之間有種本能的契合，對音樂的看法也很一致。從一開始就宛如我們已經合奏多年。

鮑爾是個令人愉快的同伴，他聰明、敏銳、觀察入微、極有幽默感、模仿力很強。他喜歡讀書，無所不讀，旅行時總是帶著十幾本書。當我們乘船旅行時，他也會花幾個小時在船上的圖書室裡翻閱、瀏覽圖書，做大量的筆記，一直閱讀到深夜。他跟我一樣喜歡運動，我們常在船艙裡摔跤。他比我高很多，可是那時候我非常強壯，常常能把他扳倒。有時我們發出的聲響太大，以至於服務生會到我們的艙房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鮑爾會對他們說：「怎麼了？沒事。我們只是在做每日的例行運動。」

不過，鮑爾有個令他十分煩心的毛病，他暈船暈得很厲害。他試過所有能想得到的治療方法，事實上，有一次他甚至戴上某種裝置，據說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