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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狂生，有人叫他狂生葉予，還有些德高望重的前輩叫他葉予小友，看個人習慣的，現在多了個葉大，也沒什麼。

葉予對這記者微微一笑，回答道：“最初寫《審判》時，的確是想表達社會力量對個體的壓迫，但寫著寫著，有很多想法就冒了出來，想到的東西也越來越多。我只能說，無論是社會力量對個體的壓迫，還是對人類自由意志的探索，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這些都有吧。它就是這樣一部複雜而又矛盾的小說。因此，何必為《審判》定性呢？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本《審判》。”

在地球上，《審判》的作者卡夫卡本身就是個極端複雜矛盾的人。

在身份認定上，他是一個異數。作為一個文學大師，他極為罕見地不是該國或該民族的代言人。他是奧匈帝國的臣民，生長在捷克的布拉格，在一家義大利保險公司做小職員，母語是德語，血統是猶太人，而他本人又終生與猶太人的生活、宗教和習俗保持著非常大的距離。他說：“我跟猶太人有什麼共同之處？”

在生活中，他渴望婚姻，卻三次訂婚，又三次解除婚約；他視寫作為生命，由於害怕家庭生活會毀掉他寫作所依賴的孤獨，他甚至一生未婚，卻又在遺囑中要求摯友馬克斯·布洛德銷燬他所有未發表過的手稿，並永不再版已發表的作品；他幾乎一生與父親不和，曾寫了三萬五千字的信，譴責父親**如暴君，最後卻又對父親表示同情，信也未能寄出去，在他另一篇短篇小說《判決》中，他說：“親愛的爸爸媽媽，我可是一直愛著你們的啊！”；他說，在巴爾扎克的手杖柄上寫著：我在粉碎一切障礙。在我的手杖柄上寫著：一切障礙都在粉碎我。同時，他也說，他身上有一種不可摧毀的東西。

他總是不停地建構，又不停地解構。

他到底是誰？或許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

雖然那名記者對葉予的回答並不滿意，因為這說了跟沒說差不多，但葉予並沒有再深入回答的意思，轉而點了另一名記者。

“你好，葉予先生，我是《文化先鋒》的記者張天熙。請問對於前段日子的‘代筆門’事件，你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葉予道：“嗯，我確實有三點要補充下。首先，從出生到現在，我確實沒離開過閒水市，自然也沒到過北戴河和江南。但這並不妨礙我領略它們的美景。”

說到這兒，葉予向下方的記者們問道：“你們有誰沒去過江南？”

三三兩兩的人舉手。

“那你們知道江南是什麼樣子嗎？能想象出它的樣子嗎？”

剛才舉手的記者都點了點頭。

“那你們沒去過江南，又是怎麼了解到江南是什麼樣子的？”

“電視和電影。”

“海報，宣傳片。”

“圖片。”

“小說。”

……

葉予攤攤手，道：“這不就得了，在現在這個社會，電腦和電視隨處可見，有些地方我雖然沒去過，但這並不妨礙我欣賞它們的美景。”

“但無論是影片，還是圖片，又或者是文字描述，都跟親身經歷有很大的差別吧？”有記者提出了質疑。

“問得好，這就引出了我要說的第二點。”葉予手撐著發言臺，道，“同樣一句詩，有些人看到時，沒啥感覺，只是覺得寫得好，或寫得差，但也有些人，看到時，會自己在腦海裡聯想出一個故事，更有甚者，還會把自己感動得稀里嘩啦的。說直白點，就是說，每個人的代入能力和聯想能力是不一樣的。這一點，你們有疑問嗎？”

見到眾人搖頭，葉予接著說道：“而我，代入能力天生就特別強，又特別愛幻想，老是喜歡在腦子裡構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當然，愛幻想什麼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