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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圍攻南豐城，但未猛攻。守敵毛炳文告急，蔣介石調駐吉安兩個師，沿永豐、宜黃側我蘇區邊緣東進，增援南豐。三軍團改強攻為佯攻，和一軍團一道轉移至宜黃、樂安之線以南，側擊東進之敵，消滅援敵兩個師。宜黃敵一個師向南出擊，我又殲滅該師，活捉該師師長陳時驥，共殲敵二萬八千人。敵人的第四次“圍剿”就這樣輕而易舉地粉碎了。注：①紅軍奪取南豐城是在一丸三三年二月。

注　釋

〔46〕改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國民黨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武漢汪精衛的國民黨和南京蔣介石的國民黨合流。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等不滿蔣介石獨攬權力，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形成了國民黨中的“改組派”。

〔47〕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軍陸戰隊向上海進攻。當時駐在上海的十九路軍在全國人民抗日高潮的影響和推動下，和上海人民一起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英勇抗戰，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這次抗戰由於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出賣而失敗。這次事件通稱“一·二八”事變。

第十章　在反五次“圍剿”前後逐漸認識王明路線

（一九三年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

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傳達了四中全會，說四中全會如何偉大正確，完全是布林什維克化的國際路線；講到召開四中全會前如何進行黨內秘密活動，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志，如何敏銳地認識三中全會反對立三路線時的調和主義。使我聽了，不是三中全會的中央決定要開四中全會的，而是從莫斯科回國的同志在黨內進行秘密活動，對三中全會中央突然襲擊，迫使中央召開的。這使我對四中全會的合法性有了一些懷疑。在談到調和主義罪惡如何大時，我當時想：已經撤銷了李立三的領導工作，李本人也承認了錯誤，並去莫斯科學習；三中全會中央又發了補充指示（通知），說明李立三不僅是策略上的錯誤，而且是路線錯誤，這個問題在政治上、組織上都解決了，為什麼還要開四中全會呢？我懷疑四中全會有宗派主義傾向。我當時是三軍團前委書記，應當認真傳達四中全會，聯絡立三路線進行討論，我沒有傳達這次會議，而政治部系統是傳達了。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是袁國平，我也沒有過問此事。

當時中央的各項決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具體問題，我也有過不同的意見。在四次反“圍剿”勝利後，撤銷一軍團政治委員羅榮桓的職務，不久撤銷三軍團政治委員滕代遠的職務。我電告博古，現在戰爭環境，軍中高階幹部不宜輕易調換，滕同三軍團群眾有一定聯絡，請求免調滕代遠，博古沒有回電，我生悶氣，代遠當然服從命令走了。軍隊中取消黨委制，實行單一首長制，即政委有最後決定權；不要老政治委員，而要換新政委。不依靠群眾的單純肅反觀點，造成軍內人人自危，軍隊內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特別是原屬政治部的鋤奸部，改為保衛局，為政治部平列機關，不受政治機關領導，形成特殊化、神秘化，嚴重地脫離群眾，造成互不信任。軍隊也不做地方群眾工作。以上毒流很久才清除。不久反對所謂羅明路線，其罪狀是羅明在一封信中說，蘇維埃邊緣區和中心區的具體政策應有所不同。這完全是對的，這是什麼退卻逃跑、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呢？

從粉碎四次“圍剿”到五次“圍剿”開始，蘇區毫無擴大。派去湘鄂贛邊區和鄂東南區的欽差大臣，把當地黨政軍大批領導於部打成改組派，加以殺害，放上他們派出去的欽差大臣，或調換氣味相投的一些人。這些事實使我慢慢認識到，四中全會是小資產階級宗派篡奪了黨中央領導權。

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