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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樣，只是看它的角度變了。

《噁心》整本書看起來好象寫得十分散漫，其實這是有意的散漫，是造成一種鬆散結構風格的散漫，不是真正的隨手而寫。薩特在文字上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在《噁心》的許多地方都可以體味到作者在運用比喻等各種修辭手法和遣詞造句時的苦心孤詣、不同凡響。《噁心》確實有一種風格，薩特本人特有的風格。一部《噁心》就可以把薩特同其他作家區別開來，哪怕對方的手法和風格同他十分相似。

與以前的作品聯絡在一起的，是關於孤獨者的形象。在《噁心》中，這個孤獨的思想者的形象，已不是像《真理傳奇》中那樣抽象和乾巴，而是形象豐滿、有血有肉，是一個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他不僅僅是薩特偶然性思想的載體，他首先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活生生的人。薩特試圖透過寫作《噁心》，透過創造一個能夠超越時代而不朽的東西，使自己必死的生命獲得永恆的價值；試圖透過揭示人生存的偶然性，擺脫自己生存的偶然性而獲得自由；試圖透過為孤獨者確立一個不受矇蔽的生存條件，來表明他自己的存在。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70歲時，薩特自我評價說：“從純文學的角度看，《噁心》是我寫得最好的書。”　《噁心》可以說是一件完美的藝術品，單是這一部作品就足以確立他在20世紀法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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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孤獨者也是薩特對自己的寫照；他是一個因其思想的獨立性而與社會相對抗的人。這個人不欠社會的任何情，而社會對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為他是自由的。值得注意的是，薩特以一種孤獨者的態度為人處世，但他並沒有與世隔絕，他有自己的政治態度。在《噁心》中，薩特表達了對那些意得志滿而實際上毫無生存理由的資產者的厭惡，攻擊了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認為這是虛假和騙人的。

但這時薩特在思想上與現實社會的對抗仍然是形而上學的，他還沒有階級的概念。他反對的只是作為個體的資產者，對於作為一個階級的資產者，他沒有什麼明確的認識。他對社會不滿，認為它充滿了惡，但沒有任何推翻這個社會的思想和意圖。薩特對社會主義幾乎一無所知，也沒有什麼好感，他認為社會主義至少同資本主義一樣，是妨礙他這個有著獨立思想的人的自由的。

“二戰”以後，薩特的思想有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不再認為文學有絕對價值或可以拯救一個人，不再認為社會是一個與己無關的世界。60歲時，他向採訪者回顧了自己創作《噁心》的情況：當時他還缺乏對現實的感受；他透過塑造一個對於存在有著近乎生理病態性反應的人物，透過創造一種形而上的惡，使自己外化於寫作神經官能症，外化於現實的惡，擺脫精神危機而獲得拯救。以後他看到許多現實的惡如飢餓和剝削。與之相比，那種形而上學的惡就成了一件奢侈品。他說：“我看到許多兒童因飢餓而死去。面對著一個奄奄一息的孩子，《噁心》實在是無足輕重了。”

有不少人因此非難薩特，說他不應該把《噁心》這樣一部想象的作品與一個因飢餓而垂死的兒童放在同一個水平相比。薩特的回答是，他沒有作這種簡單的類比，但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重要的：在一個飢餓的世界裡，文學意味著什麼？另一個文學大師也說過跟薩特類似的話，托爾斯泰說：“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抵不上一雙靴子。”

薩特最終從對文學的痴迷狀態中解脫出來，但他能夠完全否棄文學的價值嗎？不能。雖然文學已不是絕對，但他除了文學之外，還能以什麼為己任呢？實際上，他還是視文學為生命，不過不再追求那種永恆與不朽。他對寫《噁心》時的思想是有所揚棄的，但不是完全拋棄。

在接受《噁心》的同時，伽利瑪出版社對薩特已寫成和正在寫的短篇小說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