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部分(第2/4 頁)

世紀迷失方向，如何消除這個世紀可悲的趨勢——現在又如何進入一個新世紀。”（《薩特的世紀》，第7—8頁）我十分認同這段話，我寫《百年薩特》的目的也在於此。

該書談到薩特和波伏瓦之間的愛。（順便說一下，中譯本將“波伏瓦”譯成“波夫娃”是不妥的：“波伏瓦”是一個人的姓而不是名字；而“波夫娃”更像是一個女性的名字，而不是姓。）他對於兩人之間的愛是充分肯定的，他也辨析了這一對愛侶為什麼會受到世人那麼多、那麼猛烈的汙言穢語的攻擊：這是因為他倆太透明，向世人、向社會袒露自己所有的秘密和隱私。這特別表現在薩特和波伏瓦書信集的公開出版上。

貝爾納談到薩特具有非常高的國際聲譽和巨大的國際影響，在國外經常“享受國家元首的待遇”。這是一個事實。他認為，作為這樣的角色，“只有一個法國人在世界上享有同樣的聲譽，那就是戴高樂將軍。”（《薩特的世紀》，第34頁）我覺得這一估計也是準確的。但他說，薩特之所以“一輩子都奇怪地恨戴高樂將軍”，是因為薩特將戴高樂看做惟一的競爭對手，除了“時代的偏見”外，“薩特的心中還有另一種更加曖昧的屬於他自己的感情：那就是與戴高樂的競爭。”薩特要用自己精神上的權力與戴高樂手中的世俗權力相對抗。（《薩特的世紀》，第36頁）在我看來，貝爾納的這一解釋和分析是不準確的，顯得牽強。

薩特採取反對戴高樂的政治態度，並非針對這一個人，更不是考慮到個人在法國和世界的影響或知名度。薩特對於世俗的聲譽是毫不在乎的，甚至有些反感，拒絕諾貝爾獎就是一個明證。他也從未將自己的精神活動視為征服世界的一種“權力”。相反地，他反對一切權力，因此他承認自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他一直不與任何官方機構合作，對政府當局始終採取批判態度，不論是戴高樂當政，還是後來的蓬皮杜，以及對他特別表示尊崇的德斯坦。他在後半生積極參加社會政治活動，但從未謀取任何政治上的權力。有記者問薩特，他這樣積極投身於政治，是否想競選議員，薩特感到十分驚詫；這個記者是太不瞭解薩特了。在這一方面，貝爾納似乎也有類似的誤解。

該書還討論了這樣一個問題：薩特為什麼這樣遭人恨？貝爾納說，“人們對薩特的恨是一種完全的恨。不只是在輿論上，而是一直到他死了還不肯罷休的恨。是以粗俗的、恨不能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的言辭表示出來的恨。”（《薩特的世紀》，第54頁）他摘引了許多攻擊薩特的文字，或是不堪入耳的謾罵，或是刻心銘骨的惡毒詛咒，或是對事實的惡意歪曲和無中生有的捏造。這樣招人恨的，歷史上只有斯賓諾莎和伏爾泰能與之相比。貝爾納說：“這幾個招人痛恨的人組成了一個封閉的俱樂部。這些真實的偉人，被同類恨之入骨。他們不粉飾現實，併為此付出了代價。能激起人們如此強烈的恨，該是一份多麼可怕的榮譽啊。”（《薩特的世紀》，第60頁）貝爾納在討論薩特被人痛恨的原因時，還作了一種有趣的假設：薩特是主動招惹人們，故意讓人們恨他；這樣的恨，在薩特的心中本來就有著相應的價值；在他的心目中，一個作家越偉大，人們對他的恨也就越強烈。（《薩特的世紀》，第58—59頁）這一分析有一定道理。

該書在談及薩特同紀德的關係時說，1941年，“紀德想說服薩特參加抵抗運動，他也曾試圖說服達尼埃爾&#8226；麥耶，後來他也說服了馬爾羅。”（《薩特的世紀》，第65頁）這一段話與史實不符。據波伏瓦的回憶錄，是薩特試圖說服達尼埃爾&#8226；麥耶參加抵抗運動，接著薩特又去找了紀德和馬爾羅，但都沒有獲得積極回應。整個過程波伏瓦與薩特同行。該書出現這一錯誤有兩種可能：或是貝爾納弄錯了事實，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