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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就收到了中央辦公廳對那封信的印發本，並在起頭加了一個大字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七月十八日，在小組會上我就要求收回這封信，申明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而沒有完全寫明意思。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會上講話，從高度原則上批判了那封信，說它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並且指出我犯了軍閥主義、大國主義和幾次路線上的錯誤。聽了主席的講話，當時很難用言語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後，反覆思索主席的講話，再衡量自己的主觀願望與動機，怎麼也是想不通。當時牴觸情緒很大。

當日黃昏，我帶著沉重的心情在馬路上散步時，迎面碰見了一個同志，他叫了聲：“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講話，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是非曲直由人斷，事久自然明吧。”他很嚴肅地說：“老彭，不能採取滿不在乎的態度，主席午前講話，從政治上、組織上、路線上，已經提到了高度原則，你應當考慮對黨對人民如何有利的問題，寫成書面發言。”我說：“現在很疲勞，一時寫不出來，也寫不清楚。”他說：“你講意思，叫秘書記錄並加以整理，然後你自己再去斟酌，這樣比較嚴密，也比較深刻些。”我說：“沒帶秘書，只帶來一個管軍事電報的大尉參謀，他寫不了這類文章。”我知道他說的話是好意，是從人民利益出發的，即別而歸。

回到住所後，參謀同志送來軍委轉西藏軍區電報，是要求增派運輸車輛。即拿著電報想同黃克誠同志商量一下。推開黃的門時，聽到黃克誠同志說：“你們不要激動，事情會弄清楚的，主席是不會錯的。”我進到黃的室內時，見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銳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對我說：“老總呀！我們離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說，五十步也不要著急，把一些模糊觀點弄清楚也是好的。僅停片刻，沒有談及別的，我即回自己辦公室去處理電報。當晚，怎麼也睡不著，直至拂曉還在想：我的信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成了意見書呢？為什麼能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呢？為什麼說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的呢？那位同志的話雖對，但怎樣才是對黨對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還是作檢討呢？總之，有一系列的問號在我腦子裡盤旋著。甚至產生了一種埋怨情緒，想：我雖然認識主席時間比較晚，可是也有三十餘年了，我這信有如此嚴重的錯誤，為什麼不可以找我談一談呢？同時也考慮到，我黨中央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並積極支援國際上的民主、民族解放運動。如果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損失，那就會給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帶來更大損失。想到這裡，我動搖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頭。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兩個同志來到我處。問我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並沒有什麼準備和懷有什麼陰謀目的。他們又問我寫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我說：“除周小舟同志有兩次到我處談了些湖南省的具體工作情況，我給他說我準備寫封信（沒談內容）給主席以外，沒有同其他同志提起過。張聞天同志有幾次來我處談了些帶全國性的經濟建設工作，並沒談寫信的問題。”他們又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面來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域性有利著想。”他們並以熱情和激動的心情談到，“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域性利益來作檢討。”談了兩個多小時，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討自己。

但是，在會議發展的過程中，我採取了要什麼就給什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做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惟有所謂“軍事俱樂部”〔85〕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