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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找了藉口。也沒有估計到我軍進攻贛州，蔣介石就可能讓出大庾鎢礦給粵軍，作為勾引粵軍“圍剿”我軍之條件，客觀上對於蔣粵矛盾起了一定的緩和作用。我在當時沒有這種認識，執行方面軍總司令部打贛州的錯誤命令時，不僅未加任何抵制，而且是自覺地堅決地執行。只想開啟贛州，解放贛南，聯絡湘贛邊區，鞏固後方，保證瑞金（中央所在地）安全，然後再行北進。這樣片面的想法，顯然是脫離了當時客觀政治形勢的。

從軍事上看，當時羅卓英率兩個師從吉安沿贛江西岸南援，廣東兩個師六個團由南雄沿粵贛公路北援，我應集結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團於南康機動位置，另以其他部隊圍困贛城進行佯攻。那次消滅兩路援軍的任何一路都是最好的機會，但我未積極建議打援。久攻不克，援軍既到，又未迅速撤圍，屯兵堅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勞，致遭敵襲。其次敵情不明，對敵兵力估計過低，實際守城敵軍比估計大一倍以上。此事，直到一九六五年看到政協出版的文史資料登載當時守贛州的旅長馬昆寫的一篇守贛州經過，才知當時馬旅是八千人，地方團隊經過改編整訓一萬人，共一萬八千人。我三軍團兵力才一萬四千人。敵以優勢兵力，據堅防禦，當然不易攻克。如當時守敵只有八千人，我想是開啟了。敵情沒有確實弄清楚，就貿然攻堅，這也是一次嚴重的錯誤。

粉碎第四次“圍剿”

從贛州撤圍後，集結江口地區，中央局趕到前方來開會，毛主席也來了。當時，會上有兩種意見：中央局主張三軍團出贛江以西，佔領上猶、崇義，發展蘇區，使遂川以及泰和、萬安、河西部分地區，和湘贛蘇區聯成一片；毛主席的意見是，三軍團向北發展，佔領資溪、光澤、邵武地區，和贛東北打成一片。我沒有支援毛主席的正確意見，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數人的意見。當時我如支援毛主席的意見，中央局可能會重新考慮。

當時我為什麼同意中央局意見，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見？也還是前面所敘對攻佔贛州的想法。除此以外，我當時並沒有認識四中全會（王明路線）實際是立三路線的繼續。當時四中全會的中央，把它稱為國際路線，布林什維克化的。至於它同樣是反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是反對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的，也即是依靠紅軍打天下的單純軍事路線，我當時完全沒有這樣去想。一個共產黨員凡事要問一個為什麼，當時自己僅僅是服從中央決定，帶有極大的盲目性。

江口會議後，三軍團進到上猶、崇義、桂東、營前地區。毛主席率一軍團佔領漳州，後出廣東在南雄以東某地和粵軍十餘團打一個相持戰，三軍團趕到時，敵我都已退出戰鬥。像手足一樣的兩個軍團，分開都沒有打好仗。如果一、三軍團不分開，那次戰鬥也是可以殲滅敵軍的。這證明，一、三軍團分開作戰是不利的。

三軍團到廣東南雄地區同一軍團會合時，毛主席還在隨第一軍團指揮。六月中下旬，一、三軍團會合後同時北進，三軍團經鄠都、興國向宜黃，又東轉廣昌向南豐前進。這時，前方總司令部已改組，朱德仍為總司令，周恩來為總政委，劉伯承為總參謀長，毛主席離開了部隊。

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或九月初旬，三軍團奉命奪取南豐①。該城是蔣介石預備進攻基地，自二次“圍剿”被粉碎以後，就開始設防，有堅固工事。蔣介石把南豐看做江西東面進攻蘇區的軍事據點，稱戰略支撐點，有毛炳文六個團駐守。我強攻兩天未克，傷亡約千人，三師師長彭遨陣亡。這時，方面軍領導來了，有朱總司令、周恩來總政委（原任中央局書記，當時似乎不再兼了）、劉伯承總參謀長，惟不見毛主席。我問劉：毛主席未來？劉答：政府事忙。這時，軍團內的行政管理、黨委領導、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線還未完全統治得了，大體還是照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