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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之福”。然而，正在他“翹企”為汪、蔡、章等人衷心祝願時，哥大的張奚若來信，“謂聞之黃克強，雲前所傳汪、蔡諸人調停平和協商事，皆屬子虛。”胡適聞訊，一聲嘆息：“吾之樂觀又成虛妄矣”。（同上）

主觀上，胡適並不贊成革命，但對革命的情勢又有充分的同情之理解。在他看來，只要政府不許愛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國家，奪其言論自由，絕其生路，逐之國門之外，那麼，對方則舍激烈手段別無他道。也就是說，政府手段一日不改，革命則終不能免。抽象的意義上，胡適的話並無問題。但具體到二次革命，胡適因不瞭解而顯隔膜。革命，可以是逼出來的；也可以是扇動出來的。具體到“宋案”，它則是國民黨領袖在某種意義上的一意孤行。當時情形，並非只有訴諸槍桿不可，即使在國民黨內部，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但，國民黨終究鋌而走險。它自己失敗是自取，問題更在於，辛亥之後，國人初習共和，習慣還未養成，國民黨卻在共和框架內，開20世紀用槍桿解決政爭之先河。害莫大焉！

1915年4月，胡適在日記中剪貼了黃興等人的通電，電文頗長，其中亦有言及革命處，亦與胡適之意頗近（不知這是不是胡適特意剪貼的原因）：

“惟革命之有無，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當卜之政象良惡。故辛亥之役，乃滿洲政府成之，非革命黨所能自為力也。”此即革命是逼出來的。然而，黃興一邊認為“須知革命者，全國心理之符，斷非數十百人所能強致”。一邊也認為：“今雖不能妄以何種信誓宣言於人，而國政是否必由革命始或更新，亦願追隨國人瞻其效果。”黃興對革命的態度殊可玩味，就辛亥之役，他認為革命是正當的，但對辛亥以下，他的言論就有所不同。我們知道，宋案發生，黃興最初是主張以暗殺對暗殺，孫中山否定了他。但孫卻主張更為激烈的軍事舉動，黃又不贊成。黃興在通電中的這段話是否針對二次革命，我們可以先看看再說：“夫兵兇戰危，古有明訓，苟可以免，疇曰不宜？重以吾國元氣凋傷，盜賊充斥，一發偶動，全域性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仁之所共諒。”

1916年1月31日，時在哥大的胡適有“論革命”為題的日記，其實是他寄給維廉姆斯教授的信，信中涉及革命的問題。這是胡適第一次以其為題並談了對它的看法，20世紀的胡適註定以後還要和這個詞以及這個問題打多次交道。

“吾並非指責革命，因為，吾相信，這也是人類進化之一的必經階段。

可是，吾不贊成早熟之革命，因為，它通常是徒勞的，因而是一事無成

的。中國有句古話叫‘瓜熟蒂落’。果子還未成熟，即去採摘，只會弄壞

果子……

作為個人來說，吾倒寧願從基礎建設起。吾一貫相信，通向開明而有效

的政治，無捷徑可走。持君主論者並不期望開明而有效之政治。革命論

者倒是非常渴望，但是，他們卻想走捷徑——即透過革命。吾個人態度則

是，‘不管怎樣，總以教育民眾為主。讓我們為下一代，打一個紮實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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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論革命”（2）

礎’。

這是一個極其緩慢之過程，十分必需之過程，可是，人卻是最沒耐心的！

以愚所見，這個緩慢之過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類

進化之必需。’”

胡適信中表明瞭兩點，一、不贊成“革命”，尤其是那種“早熟之革命”（“早熟”即指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以火與劍來解決問題）。二、強調“教育”，即透過教育民眾來打下一個紮實的基礎。在胡適的意識中，中國問題，是一個教育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