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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是自由主義的，但到後來，它卻走到了自由主義的反面。這當為胡適始料未及。

自由主義是一種“權利”理論，而不是“道德”理論，它從來不唱高調，它只保障屬於個人的權利，哪怕這個權利是有問題的，只要它並不妨害別人。比如胡適取消遺產的理由就很道德，也很高亢，不讓年輕人為財所累，不讓他們“損其志”和“益其過”。可是，為財所累也好，損志益過也罷，這都是個己的事，你可以勸說，卻不可因了這個道德理由而剝奪他們的財產繼承權。胡適看起來是一種善意，但它一旦付之舉措，卻馬上對別人的權利就形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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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波士頓遊記”中的財產權問題（3）

由此看來，胡適還是沒怎麼接觸過洛克，至少不深入。他知道洛克一輩子未婚，也能在梁啟超的一篇文章中看出某觀點近於洛克之說，那麼他是否知道洛克關於自由主義的論述？相信胡適如果讀過《政府論》，他就不會對遺產發出“宜去”的聲音。也是在這篇遊記中，胡適還提到了美國取消“托拉斯”的政策和有關遺產稅的問題，胡適居然把它們看作是由個人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化。遺產“宜去”不可，但徵收遺產稅卻可。至於取消“托拉斯”並將其轉歸國有，那是後來希特勒的舉措。很多問題胡適都混淆了。此刻，自由主義對胡適而言，更多還是願意接受的理念，他此時還沒有深入自由主義的堂奧。這“堂奧”所在，當在作為源頭的古典自由主義那裡。我們看到，胡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一個“密爾式的自由主義”，然而，密爾是自由主義的“流”而非“源”。另外，密爾的《論自由》更多談的是言論自由和個性自由，未曾涉及更為根本的財產自由。前面兩種自由最容易吸引年輕人，後一種自由又最容易為年輕人所忽略。胡適正是如此，他欠缺的是一個作為源頭的“洛克式的自由主義”（並不僅僅是洛克），這個問題胡適直到1930年代甚至更晚才得以解決。當然，這和胡適所處的歷史階段有關，20世紀開始以來，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古典自由主義走向式微，身在美國的胡適因此而不甚熟悉古典自由主義。另外，胡適所支援的威爾遜的民主黨更是強呼叫政府力量來干涉一些個人事務用以推行積極自由，這就讓恪守個人的古典自由主義更形低迷。至於胡適個人，一是年輕，在一些問題上容易產生激進傾向；二是胡適在青年時代（乃至一生）善於汲取但缺乏深入（這也是胡適思想很難深入的原因，他可以成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但很難成為自由主義的思想家）。這些因素湊在一起，就不難理解自由主義的胡適為什麼缺少“古典”這一環。

然而，缺了這一環就缺了根基，“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胡適對遺產的態度就是一個暴露。非僅如此，對古典自由主義的生疏，還給他自己留下了一個非自由主義的後患。

二十三“波士頓遊記”中的美國獨立戰爭（1）

這一節，不妨從胡適的敘述探討美國獨立問題，這個問題最近由我和朋友在網路上討論過，即美國的獨立，在性質上是“獨立革命”還是“獨立戰爭”。

是日，“去睡鄉至康可村外之橋。此橋之兩岸為獨立時戰場。康可於獨立之役極有關係，不可不詳細記之”。

胡適的敘述是從北美十三殖民地為什麼要獨立說起：“自一七六三年以後，英國政府對於美洲各屬地頗持帝國統治政策。駐防之兵既增，費用頗大，帝國政府不能支，乃求之於各屬地，於是有印花稅之令（一七六五）。各屬地群起抵抗，政府無法增收，明年遂罷此稅。”不久，英政府又推出課以重稅的“湯生法案”，“各屬地抗之尤力”，最後鬧出了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不許英貨上岸。從胡適的敘述中，當然胡適的敘述是沒有問題的，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