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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何從呢？胡適說：

“社會上需要工程師，學工程的固然不憂失業，但個人的性情志趣是否與工程相合？父母兄長愛人都希望你學工程，而你的性情志趣，甚至天才，卻近於詩詞、小說、戲劇文學。你如遷就父母兄長愛人之好而去學工程，結果工程界裡多了一個飯桶，國家社會卻失去了一個第一流的詩人、小說家、文學家、戲劇學家，不是可惜了嗎？社會職業何止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一個人決不能做每行的事，頂多會二三行，普通都會一行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試問社會的標準重要？還是個人的標準重要？當然是個人的重要！因此選科擇業不要太注意社會上的需要，更不要遷就父母兄長愛人的所好，只問你自己性情近乎什麼？自己的天才力量能做什麼？配做什麼？要根據這些來決定。”

胡適這一段其實是現身說法，因為當年留學時正是胡適那位兄長如父的二哥要求胡適學習工程的，這裡既有個人身家的考慮，同時也受到當時“實業救國”的影響。後來胡適決定改習文科時，也是他二哥來信力勸，認為經史詩賦那一套放在今天已經百無一用了，“而農學最為中國通用之學……，吾弟將來學成歸國，大有可為”。胡適最終沒有接受勸告，他按照自己的興趣作出了選擇。因此，他對那些年輕的中學生說：“我一生很快樂，因為我沒有依社會需要的標準去學時髦。我服從了自己的個性，根據個人的興趣所在去做，到現在雖然一無所成，但是我生活得很快樂。希望青年朋友們，接受我經驗得來的這個教訓，要問自己的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學。”（同上）

可是，胡適這番重個人不重社會的小敘事卻惹得小唐德剛大大不快，他認為胡適的話“個人主義色彩太重”，“浪漫主義色彩太重”；而且胡適的經驗也不適合一般的中學生。在唐看來，胡適畢竟是個有大成就的“大學者”，中學教育則是教育一個人怎樣成為一個“沒有成就”的普通人。而普通人需要一個正當職業，這職業“不是完全受個人興趣指揮的，它要以社會、國家和團體的需要而定。‘中學生’之中，文才橫溢的‘小魯迅’真是千千萬萬；但是社會上對‘魯迅’的需要量（著重個‘量’字）便遠不如對‘會計師’、‘繪圖員’、‘水喉工’……等等的需要量大。如果一個‘中學生’聽了胡適的話，此生薄會計師而不為，非‘魯迅’不做，豈不是誤人誤己？”小唐氏進而指出：“胡適之先生那一輩的老知識分子，頭腦裡始終未能擺脫科舉時代的舊觀念。受教育的人一定要出人頭地，一定要錐處囊中。他們不甘心做個普通人。但是在一個已發展的社會里，九年國教，人人可受，誰非知識分子呢？如果每個知識分子都要‘立志’發展天才去做李白、杜甫、畢加索、胡適、愛因斯坦，那麼這世界還成個什麼世界呢？”最後，德剛唐憤言：一個人“為什麼一定要出人頭地‘不超人、毋寧死’（一個老朋友的座右銘）呢？多難的祖國，不就是被一批‘超人’們搞糟了嗎？”

痛快！唐德剛記胡適，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議論風生，其文字常常讓人大快朵頤。以上自稱和胡適“抬槓”的話真真是“槓上開花”，尤其最後一句。可是，他是在和胡適對話嗎？不，他是在借題發揮。在擇業問題上，無論胡適自己、還是勸告別人，不都是基於個人興趣的“小敘事”嗎？什麼時候要“超人”？唐氏不察，信服尼采“超人”的，除了他的老朋友外，還有留日時的小魯迅，但肯定不會是留美時的小胡適。魯迅半生迷戀尼采，胡適不但沒有，留學時還專意批過他的“超人說”（詳後“尼采的‘遺毒’”）。俯視眾生的尼采終於為納粹的極權所利用，欣賞尼采的魯迅又為誰利用？而且，又為什麼被利用？這些都是問題，問題在於，“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是不是有點曲徑暗通。唐德剛擔心中學生中的“小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