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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嚴格的特種訓練後，正式成為蘇軍諜報人員。1930年1月，佐爾格被派往中國，蒐集有關中國局勢問題的情報。佐爾格取道柏林，從德國農業報編輯部裡搞到一封介紹信，然後以該報記者的身份來到上海，拜見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工作人員，結識德國《法蘭克福日報》記者史沫特萊以及其他一些國際知名人士，很快建立了由1個蘇聯人、1個波蘭人、1箇中國人、1個日本人組成的“上海小組”，廣泛蒐集各種情報。佐爾格透過收買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國工程師、無線電通訊軍官施特爾茨的中國太太，掌握了國民黨軍南京總司令部及其所屬部隊的無線電通訊密碼、德國軍事顧問相互之間的無線電通訊密碼和1本德國軍事顧問與國民黨中國進行聯絡的電話號碼。此後，大量有關中國問題的情報源源不斷地飛往莫斯科。與此同時，佐爾格還向中國共產黨通報國民黨軍隊的動向，對中國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將有關國民黨引進新式武器的情報通報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尚未投入使用時，紅軍便熟悉了這種武器。1931年，佐爾格又成功地用金錢賄賂國民黨政府內有關人員的辦法，營救了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的國際革命者勞倫斯夫婦。 1932年2月，佐爾格完成了他在中國的使命，經海參崴回到莫斯科，受到了有關部門的熱烈歡迎。這時，佐爾格是一個“單身漢”。他的德國妻子克里斯蒂阿尼到蘇聯不久，發現丈夫從事一種神秘的工作，“心神不定、酗酒、勾搭女人，對她越來越冷淡。”1926年10月，她離開莫斯科而　禱氐鹿�４喲耍�胱舳�褚壞讀蕉稀５�親舳�竦納�羈剎患拍���鈉拮？走後，他很快就與莫斯科某製藥廠的工程師卡捷琳娜同住在一套公寓內，佐爾格的朋友都把卡捷琳娜當作他的俄國妻子。據說他倆的關係可以追溯到1929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後來，佐爾格去日本，卡捷琳娜還經常給他寫信，託人給他捎去衣服和食品。 1933年4月的一天，佐爾格奉命來到別爾津的辦公室。別爾津問他對今後的工作有什麼考慮，佐爾格激動地說：“在東京我也許能幹點事。”這正中別爾津的下懷。自從20年代日本干涉蘇俄革命起，蘇聯一直把日本當作東方最危險的敵人。九一八事變後，蘇聯決定在日本組建情報網，別爾津正打算把這個任務交給佐爾格，兩人一拍即合。經過具體的籌劃，佐爾格決定取道德國到日本。 柏林是佐爾格的第二故鄉。佐爾格透過熟人和朋友從《法蘭克福日報》編輯部弄到了駐東京特派記者的身份證，從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刊物《地緣政治》編輯部裡搞到了進見日本駐美國大使出淵先生和德國駐東京大使館外交官的介紹信，從《每日展望》編輯部裡搞到了進見德國臨時助理武官尤金&#8226；奧特少將的介紹信。他們都把佐爾格說成政治上完全可靠的人。7月，佐爾格又到華盛頓拜見日本駐美國大使出淵先生，從他那裡獲得了進見日本外務省情報司司長天羽榮二的介紹信。9月，佐爾格懷揣各種高階介紹信，滿懷信心登舟破浪奔赴東京。 在東京，佐爾格首先拜訪德國駐日大使館的外交官，認識了奧特少將，他倆一見如故。臨別時，使館的人員說要介紹佐爾格進見外務省的人員，佐爾格頗為得意地說：“我兜裡揣著給天羽的信，因此不再需要給日本外務省的介紹信了。”次日，佐爾格便去外務省拜見天羽榮二。天羽在他每週舉行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上，介紹佐爾格與日本記者和外國駐日記者見面。佐爾格抓住這個機會，廣泛開展活動。不久，一個隱伏在日本的蘇聯諜報組織“拉姆賽”小組成立了，成員有南斯拉夫籍的勃蘭科&#8226；伏開利克（蘇共黨員）、德國人馬克斯&#8226；克勞森（蘇共黨員）、日本人宮木佑德（美共黨員）、大崎秀實（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等。到1941年11月，這個小組發展成為由39人組成的國際性組織。1933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