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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處事智慧》　作者：何者明

為人說話不可太直露

澹泊之士，必為濃豔者所疑；檢飾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君子處此，故不可稍變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鋒芒！

——《菜根譚》

一個有才德而又能淡泊明志的人，一定會遭受到那些熱衷於名利的人所懷疑；一個言行謹慎而處處檢點的真君子，往往會遭受那些邪惡放縱的小人的忌恨。所以一個有才德的君子，如果處在這種既被猜疑而又遭受忌恨的惡劣環境中，固然不可以改變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絕對不可鋒芒太露地刻意表現出自己的才華和節操。

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還講過：“訥於言”、“慎於言”，但這種裝啞的方法現在看來畢竟偏於消極，不符合交際的需要。當然不可失言。在與人交往中有時無話可說的時候想話說，比如你拜訪別人，十幾分鍾，大眼瞪小眼不行，所以要能想出話題；想話說，也不是開口胡說，畢竟這些話是要經你審慎考慮的，不能說不得體的話。

《戰國策》上記范雎見秦昭王，一次、兩次，秦昭王向他請教，他都不說話，因為他發現秦昭王與他談話時心不在焉，而他要講的又是一套使秦國富強稱霸的大道理，別人不重視，講出來無益。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單獨會見他，專心致志，虛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話，就打動了秦昭王，封他當了宰相。像范雎這樣，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義大利知名女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迂迴曲折的提問方式，是她取勝的法寶之一。

南越總理阮文紹，曾被外界評論“是南越最腐敗的人”。法拉奇在採訪阮文紹時想了解他對此評論的意見，但是，如果直接提問，阮文紹肯定會說沒有這回事。法拉奇將這個問題分解為兩個有內在聯絡的小問題，曲折地達到了採訪目的。她先問：“您出身十分貧窮，對嗎？”阮文紹聽後，動情地描述小時候他家庭的艱難處境。得到關於上面問題的肯定回答後，法拉奇接著問：“今天，您富裕至極，在瑞士、倫敦、巴黎和澳大利亞有銀行存款和住房，對嗎？”阮文紹雖然否認了，但為了對輿論有個交待，他不得不硬著頭皮道出他的“少許家產”。阮文紹到底是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富裕、腐敗，還是如他所言並不奢華，已很清晰，讀者自然也會從他所羅列的財產“清單”中得出自己的判斷。

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總統，西方評論界認為他專橫、殘暴。法拉奇在採訪時他沒有直接問他：“總統先生，據說您是個法西斯分子”，而是將這個問題轉化為：“總統先生，據說您是有關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崙的書籍的忠實讀者。”從實質上講，這個問題同“您是個法西斯分子”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樣的，轉化了角度和說法的提問，往往會使採訪物件放鬆警惕，說出心中真實的想法。它看上去無足輕重，但卻尖銳、深刻。

不偏不倚地與人相處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

現在有不少人將“中庸之道”視為貶義詞，並攻擊它腐朽沒落。這是對中庸的不瞭解或曲解，古希臘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和中國的孔子都發現了道德的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偏激，一是退縮。而又同時認為在上述兩種錯誤傾向之外，惟一正確的行為是“中庸”即“適中”。但現實生活中，人們卻恰恰相反，有的人凡做事不是過分，就是“不到位”，而且又隨風倒，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在信念上、觀念上變來變去。

所謂中，就是本體，就是方法；所謂庸，就是實用，就是實行。孔子說的中庸，就是用於中，行於中的大道。《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