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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不是歐美國家。
也許看高大上的新聞,能夠看到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排隊出國的景象。然而,排隊出國以前,首先要為了排隊的資格而排隊。
除了每年數千人的留學生以外,前往歐美的多數是以各種名義出國的公務員,而中國的公務員,從上往下數,國級幹部自然不稀罕出國遊,可到了副部級,就已經不是想出就能出了,若是單位不好的話,廳級幹部連匈牙利都去不了,而在中國,能做到廳級幹部的已經是過五關斬六將長坂坡上走七趟剩下的了。
當然,全國上下,廳長的總數並沒有多到超過數年出國的總人數的程度,但要是算廳級幹部的話,那就一定是超過的。若是把享受廳局級待遇的幹部算上,再把享受廳局級待遇的老幹部算上,那更是大大超過了——老幹部革命了一輩子,在身體好著的情況下想出個國,這樣的要求也不過分,但就是這樣的要求,都不可能人人滿足,如王夫人這樣的現役處級待遇老年幹部,自然更難出國了。
將王永教授和夫人送上大巴車,楊銳又與唐集中教授等人揮手告別。
這次的十個名額,一個分給了梁錦榮,屬於他的勞動報酬,剩下的九個裡面,黃茂得了一個,唐集中得了兩個,透過唐集中和蔡教授,楊銳又分給校領導兩個,分給新華社等幫忙的媒體兩個。
這些名額,其實都屬於勞動報酬,是楊銳鞏固自己的力量所必須的付出。
如果是正常的專家教授,倒是不用這麼複雜,申請下來的經費,直接給所在的單位交錢就行了。
張建勳之所以敢壓著楊銳的經費不撥,就有這層潛規則的因素。80年代初的科研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取消了科研院校的基礎經費,比如一家百多人的研究所,除了每年幾十萬的工資獎金以外,總免不了要有一些其他的開銷,比如紙筆墨水、水電暖氣、桌椅板凳維修之類的辦公開支,再多一點的,還有樓宇宿舍的修繕,通勤車輛的油費等等,總而言之,要讓一百多人的單位正常工作,一年總少不了十幾萬乃至幾十萬元。這些錢,國家以前都是會撥付的,科研改革一來,這一塊就被一刀切了。
當然,切掉的錢並不是消失了,上層的目的依舊是打破大鍋飯,於是,這些錢多數被填入了各種科研基金中,等待研究員們申請。
就上層設計來說,自然是研究工作越多的單位,申請來的資金越多,從而研究水平越高的單位,能夠獲得更多的資金,獲得更好地發展,進而形成良性迴圈,優勝劣汰。
但在實踐中,各個單位分到的研究經費,不得不用來補貼辦公經費。
比如唐集中的實驗室,一年得到的近百萬經費裡,總有二三十萬,要給北大的校級機構和院系開銷,如果楊銳是北大的教師,他申請來的經費,也理所當然的要有這項支出。
可惜,楊銳並非是北大的教師,也沒有理由直接送錢給北大,他也不允許張建勳這種人招呼都不打一個,就漂沒自己的經費。這種非程式化的稅收的主要問題在於人心難測,今天漂沒一成也許就滿足了,後天或許漂沒五成仍然覺得給你留了面子……
相比之下,楊銳寧願建立自己的做事風格。
他不能直接送錢給別人,但像是可口可樂的參觀名額,卻是比錢方便又有效。
3000美元的費用,外加一系列的手續和特權,還有可口可樂的地接,凡是拿到這個名額的,沒有不對楊銳讚賞有加的。
楊銳甚至都沒有給自己留一個名額,異日有暇,他完全可以自己花錢出國,想坐頭等艙坐頭等艙,想花3萬美元也沒問題,確實沒有必要擠佔一個方便的名額。
漫長的歡送儀式,進行了至少一個小時。
最後,留下的人,也對楊銳是各種和顏悅色,至於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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