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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終，往往只有那些經過名牌實驗室薰陶的實驗狗，在蛻變成人以後，才具有在科技前沿做創新的基礎。

這個過程聽起來漫長，對普通人來說，或許確實如此，可實？上，大部分的科研精英的人生道路其實是很順暢的。比如80年代的神級生物學家沃森，1947年從芝加哥大學畢業，時年19歲，3年後就拿到了博士學位，比正常人快了一倍都不止，而他1953年就與克里克完成了dna雙螺旋結構的學說，並且發表在了《自然》上。

換言之，沃森同學19歲就已經大學畢業了，而在別的同學大學畢業的年紀，沃森同學已經博士畢業，去做實驗狗了。而在25歲，也就是一般人碩士畢業的年紀，沃森同學已經將論文發表在了《自然》雜誌上，只等著頒發諾貝爾獎了。

可以想見，當同齡人為高考sat********的時候，沃森同學肯定是不慌不忙的，當大學同學為讀研還是工作躊躇不定時，沃森同學都不用考慮這種事，而當同事在實驗室裡拼命工作的時候，沃森同學實際上是戰勝了倫敦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實驗室，富蘭克林實驗室，以及加州理工學院的鮑林實驗室，才最終摘取了諾貝爾獎桂冠。更準確的說，沃森同學其實也沒有真正成神，因為他並未完全戰勝威爾金斯，而是與威爾金斯，以及自己的合作伙伴克里克共享了諾貝爾獎。

在諾貝爾獎以下的普通科研世界裡，理查德的科研之路也是蠻順利的。大學以前的經歷自不必說，他甚至沒有遇到過競爭者，進入大學以後，理查德依舊是校園中的佼佼者，最終進入全球排名前10的加州大學任教，證明了理查德是生物科學界最頂尖的一撮人。

但是，在教授的位置上，理查德遇到了強烈的挑戰。

作為實驗室的負責人，理查德的對手不再是同齡人，也不再是同學同事，更不會僅僅是一個實驗室內的幾條實驗狗。理查德的對手，是全球各大高校，各大公司，各個研究機構的實驗室。

而這些實驗室，是不會滿足於一篇小論文，一點小創新，一些個小機靈的。

就像是50年代的卡文迪什實驗室，威爾金斯實驗室，富蘭克林實驗室和鮑林實驗室同時將目標瞄準dna結構一樣。每個時代的一流實驗室，乃至頂級實驗室，都盯著那些科技前沿的重量級熱點。

然而，有深度，有價值，有影響力的重量級熱點，永遠就只有那麼些，它們就那樣擺在桌子上，等著研究者去破譯。

坐鎮世界一流實驗室的結果，就是永遠的競爭，競爭和競爭。

理查德還不敢和頂級實驗室競爭，可即使如此，理查德還是經常面對失敗。

在一些競爭中，理查德是勝利者，但在另一些競爭中，理查德卻是失敗者。

理查德不是不能忍受失敗，只是敗給楊銳，一名第三世界大學的大一學生，理查德實在是難以承受。

不僅是他不能承受，加州大學和投資人也不能承受。

“我們站後面一點。”理查德躲在陰影處，大腦飛快的轉動著，手裡的鉛筆，似乎隨時準備記錄下楊銳演講中的紕漏。

楊銳的論文也許是嚴謹而自洽的，但在接下來的問答環節，理查德不相信楊銳還能如此的嚴謹而自洽。

論文是可以寫了再改，斟酌再三的，問答階段的回答，就要全靠個人積累了。

別的不說，光是楊銳的年紀，就足夠理查德鄙視了。

臺上的楊銳也確實有一些緊張。

報告會從來都是風險與機遇並存的。

所謂的機遇，就是一次成名的機會，尤其是這種有上百人參加的報告會，很容易讓一名地區性的專家，變成世界性的專家，而在業內，這就意味著來自哈佛劍橋之類的名校的邀約，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