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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鮑魚三鮮，再要一個油浸鮮魚，罐燜鹿肉也來一份，再要梅花素燴和枸杞牛筋湯，水果點心各來一盤。”

總共十道菜，楊銳就點了七道。

再把選單遞給王亞平的時候，後者一個勁的搖頭說：“太多了，去掉幾個，咱們三個人就要三個菜就行了。”

毛啟明則抬頭問服務員：“菜量大不大，我們三個人幾個菜夠？”

服務員笑了一下，尚未說話，楊銳擺擺手打斷說：“我來吃過幾次了，我的胃口大，水果點心不算菜，就按照這個上吧。”

服務員點了一下頭，下去了。

毛啟明低聲道：“選單上沒價格，這得多少錢啊？”

“平均一道菜20塊左右吧。”楊銳說的是外匯券，也就是10美元的價格，妥妥的宰掉老外的匯率幸福感。

王亞平默默一算，7個菜不加茶水，這就是140元外匯券，等於70美元，或者六七百元人民幣。

按照大學生畢業四五十元的收入來說，這一頓飯就要吃掉一個普通人一年的薪水。

這麼多錢，楊銳要是直接塞給王亞平，他是肯定不敢要的，但換成一餐美食，卻讓王亞平的精神昇華了。

換一種說法是王亞平的心靈被金錢炮彈腐蝕的更深了。

回到學校，王亞平差不多是把楊銳的事兒當成自己的辦了。

只是過了兩天的時間，毛啟明的學生會申請就被透過，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學生會宣傳部幹事。

同時，王亞平還自做介紹人，推薦毛啟明入黨。

毛啟明驚喜萬分，更是對楊銳萬分感謝。

在1984年，入黨對許多人來說是一件大事，特別是對大學生更是如此。

普通工人和事業單位的職工，是否入黨並不會有本質上的改變，能不能提幹，能不能升官，多數還看領導的決定。

但在大學裡，大學生的未來差不多都掌握在畢業分配這一環上。

分配的好就好，分配的差就差，對普通人來說，這是改變一生命運的決定。

從2015年倒走30年，大多數人都很難掙脫當年分配給自己的命運。

留校或分配做大學老師的學生，多數繼續做了大學老師；分配做記者或編輯的學生，多數繼續留在了報社或雜誌社；分配到部委的學生，多數繼續留在了部委；分配到國企的學生，多數繼續留在了國企；分配在北京的學生，多數繼續留在了北京；分配到縣鄉的學生，多數繼續留在了縣鄉。

從一個城市調工作到另一個城市，從一份工作調到另一份工作，比下海創業還要難，而下海創業的成功係數，比升官發財還要低。

大學生入黨對畢業分配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從小處說，在大學入黨的學生的黨齡變長了，有利於資歷的積累，從大處說，大學期間入黨的學生獲得了競爭優勢，譬如後世的公務員考試的要求那樣，有的崗位要求碩士生，有的崗位要求基層經驗，有的崗位又要求黨員，什麼都不要求的崗位，往往是數千比一的資料來源，而要求越多的崗位，能夠競爭的人就更少，這些崗位還往往更好。

對80年代的北大學生來說，畢業以前入黨，鐵定進入極好的黨政機構工作，使勁跳一跳，如國務院辦公廳這樣的機構都能夠觸碰到。

毛啟明是個甘於“庸俗”的學生，他的夢想就是分配一份好工作，做個大官兒，和古代的進士官兒也沒什麼兩樣。

楊銳用自己的資源給了毛啟明這樣一個平臺，毛啟明說是感激涕零都不為過。

接下來幾天，毛啟明恨不得把洗腳水都給楊銳打來，反而讓楊銳自己很不好意思，不得不擋著毛啟明說：“我本來就要找王亞平辦事，說一下你的事，本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