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4/4 頁)

最後，主婦還要為家庭尋找額外補貼，方式是為他人打掃房間、洗衣、辦差、送貨（如麵包，當時送麵包工是大家熟悉的人）以及擺攤賣貨。

逐漸地，尤其是19世紀最後的三十多年裡，具有高度組織化和合乎經濟原則的製衣業開始利用這些數量龐大的女性工人。第一批縫紉機是大家非常羨慕的東西，許多家庭主婦都夢想能夠擁有自己的辛格牌縫紉機，但這種機器將女人限制在家中，使她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逛街。由於血汗制度氾濫，製造工廠最終戰勝了獨立的血汗工廠，因為製造工廠的工人數量較多，管理較好，更容易接受公眾監督。

作為家庭的財政部長，主婦擁有一些模稜兩可的權力。大約在19世紀中葉，許多法國工人開始將自己的工資交給妻子掌管。有時在居民區內可以聽到這種與每週發生的交接有關的爭吵，但一般來說這應該可以看作是婦女的一大勝利，她們已經厭倦了等待丈夫的施捨。然而，透過控制家庭的財政收入，婦女擔負起了開支的責任。雖然她們有權決定買些什麼——大型商店非常希望她們能夠光臨，早期的漂亮廣告也希望能吸引她們的眼球，但她們的主要職責是解決貧困問題，如有必要還要犧牲自己的需要以渡過難關。她們將肉和酒這樣的男性食物留給一家之長，糖則留給孩子，自己通常只剩下牛奶、咖啡；通常所說的“縫衣女工排骨”其實只是一塊布里乾酪。

然而，這種對於家庭財政小規模的控制賦予了婦女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即使是在今天比較保守的家庭，其家庭主婦也會非常看重。女人還有其他責任，包括呵護身體和心靈。對於工人家庭來說醫生是請不起的，除非特殊情況，女人主要利用一些古老的偏方和新出現的衛生科學。“窮人的大夫”拉斯帕伊就建議使用樟腦，他注意到女人在衛生中的傳統角色，於是常常向她們提出自己的建議。

女性的文化水平在19世紀迅速提高，許多母親都教孩子識字。女人是連載小說的忠實讀者，即使一些大型報紙想壓制人們的想象，女人也不會讓幻想消失。教會也迎合婦女的需要，許多人都在享受宗教節日的喜悅和教區溫暖的社會生活，過著一種積極的宗教生活，而這當然會與持唯物論的丈夫發生一些衝突。

家庭主婦說話直截了當，通常是私人和公眾生活中的反叛分子，其中許多人為靈魂自由付出了昂貴代價，成為暴力或情感犯罪的目標。隨著時間的流逝，婦女參與公眾生活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但又越來越程式化。現在還不清楚現代化是否加強了工人階級婦女的力量，因為外部力量正從各個方面蠶食著私人空間，而為工人樹立的榜樣大多也是男性形象，於是婦女在各種互相沖突的角色中間飽受折磨，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地方都在勸告她們回到自己的家裡去——法國總工會便有一張海報，宣傳英國式的每週工作時間。一些婦女對於根本不注意她們的工會和政治失去了興趣。

父母與孩子（1）

19世紀，孩子成為了家庭的中心，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受到重視。家庭不僅在感情上，而且在經濟、教育和生活上為孩子進行投資。作為繼承人，孩子代表著家庭的未來、家庭本身形象的對映、家庭的夢想及其與時間和死亡做鬥爭的方式。

這種投資——其中之一便是不斷提高孩子的教育程度——不一定是給予單個孩子的。司湯達就說他父親“並不是將我看作一個單獨的個體來喜歡的，而是作為一個必須繼承家庭名譽的兒子來照顧的（亨利？布律拉爾）。”在法國，群體要優先於個體，“孩子利益”的觀念很晚才出現，即使到那時通常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