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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毛主義者同薩特區別開來。在同一個談話中，當訪談者說“有些評論者試圖發現您是一個毛主義哲學家”時，薩特回答：“這是很荒謬的。我不是一個毛主義者。這樣做是毫無意義的。”（《哲學訪談錄》）薩特只是願意同這些年輕人探討一些問題，同他們一起做一些他認為應該做的事情，但並沒有將自己與他們等同起來。他仍然保有自己思想上的獨立。

柳文認為，薩特的永恆價值在於他那些沒有受到其政治化影響的文學作品，而薩特自己特別重視的卻是作為他“幾十年政治社會活動主要體現”的《境況種種》文集，其重視的程度讓柳先生“感到驚奇”，而“今天已經很少人對他《境況種種》中的政論與社會評論感興趣了”。

薩特晚年在兩個地方談到他的作品流傳後世的問題。一個是在《70歲自畫像》中，他在回答“你希望新一代人檢起你的著作的哪一部分”問題時，開列了幾部著作。排在最前面的是《境況種種》〉，他還有一個說明：“你不妨說《境況種種》集是非哲學部分中最接近哲學的：評論和政治。我很願意這一部分能留下來，願意看到人們去讀它。”然後是傳記《聖熱內》、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戲劇《魔鬼與上帝》、小說《噁心》。

另一個是在他與波伏瓦的那個長篇談話中，波伏瓦問：“就你所想，你認為是你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還是哲學著作更可能流傳下來？或者兩者都可能？”薩特回答：“我想是《境況種種》，其中有些文章關係到我的哲學，但風格非常樸素，談的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波伏瓦：“總而言之，是對這個時代的一切方面的一種批判性的反思？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學和藝術方面？”薩特：“我很願意看到伽利瑪出版社能把它們匯成一卷出版。”

這兩個地方的意思是一致的：如果只能有一部作品流傳於世，那就是《境況種種》；這既是薩特的意願，也是他認為實際上可能出現的情況。

薩特本人的看法正好跟柳文相反。柳文認為，最不應該，而實際上也不可能流傳下來的薩特著作就是這個《境況種種》。我們應該認可哪一種說法？

這兩種看法的對立是基於一個更為根本的思想對立：柳文認為，那些具有永恆價值的作品是不能政治化的，是不應該有“具體政治限定性、時事性”的；而薩特認為，一個作家應該首先為同時代的人寫作，他首先考慮的是必須談論的主題——與現實社會有關的問題，需要提供的證據，以及使事物便於理解、較能打動同時代人的心的風格等等；如果對這個問題處理得好，能夠讓人們按照自己的觀點去行動和看問題，這就是成功。在這之後，才有後世的觀點：這個作家會想到，如果自己的作品完成了被指定要完成的東西，將來它在普遍形式中也會有影響，從而具有一般的價值。也就是說，先有今世，再有後世；先有當下的時效性，再有所謂的永恆性。我贊同薩特自己的說法。

而柳文是將兩者對立起來了：要麼今世，要麼後世；要麼具有當下的時效性，要麼具有永恆性；非此即彼。實際上，薩特的文學作品可以判然分為這兩類嗎？例如《魔鬼與上帝》，這是他自認為寫得最好的戲劇，也是戲劇界公認的薩特戲劇上乘之作，確實有一種形而上的味道，深入探討了自由和道德問題；同時它也是薩特對於50年代初世界政治形勢的一種反映，與他的政治態度是緊密相連的：劇中的主人公格茨最終選擇了相對的善，參加農民起義，而薩特選擇了做共產黨的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