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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屬等價格扶搖直上。在很多人看來，在哀鴻遍野的金融危機籠罩下，中國經濟再一次“奇蹟”般地率先衝出了危機。

對於這樣的景象，吳敬璉並無喜色。在他看來，有兩個問題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是，宏觀手段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邊界到底在哪裡；二是，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長期發展中的問題。

從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實際上，是對2004年那次宏觀調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終呈現為三個特點；第一，“宏觀調控以行政調控為主”成為政策主軸，“看得見的手”變得越來越強大；第二，經濟增長主要倚靠巨量投資，而不是著力於轉變增長模式和產業升級；第三，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中央企業得到偏執性的扶持，民營企業被邊緣化。

在金融危機最動盪的時刻，歐美各國政府紛紛出手拯救經濟，連最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也將一些陷入危機的銀行收歸國有化，由此，國內經濟界再次出現國家主義思潮強勁迴歸的跡象。2009年3月3日，吳敬璉在《經濟觀察報》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從經濟史的角度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反駁。他認為：“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學中兩個學派（新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爭論，是在自由市場機制，即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範圍內進行的，這並不意味著有哪一個學派主張回到政府包辦一切的計劃經濟舊體制去。即使他們支援對某些企業實行國有化，那也只是一種短期的應變措施，而不是一種長期的制度安排。20世紀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基本脈絡提示我們：在市場制度範圍內，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適宜邊界，是經濟穩定執行和長期增長的一個重大問題，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加以確定。”

進而，他將筆觸回到了對當前政策的反思上：“我們還必須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在中國，人們常常把宏觀經濟管理（宏觀調控）和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微觀干預混為一談。假宏觀調控之名，行微觀干預之實，實際上等於復辟命令經濟。這不但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損害經濟的活動，還會帶來強化尋租環境、使*活動氾濫等惡果。這是必須堅決制止的。”

金融危機中的“另類呼喊”（5）

到了10月23日，在上海的“2009浦江創新論壇”上，吳敬璉在演講中批評說，4萬億經濟方案，實際上打壓了民營企業，不僅沒有起到拉動民間投資的作用，還產生了擠出效應，產生了“國進民退”。他引用調查資料說，70％以上新的技術創新都出自小企業。“如果我們熱心於創新的話，一定要幫助小企業上來，給他們信心。”

除了對宏觀調控的方式提出警告之外，吳敬璉的另外一個擔憂是，如何解決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問題。正如他在2007年8月那次接受《南方人物週刊》訪問時所預料的，大量的放票子一定會形成“空前繁榮”，然後接著就是資產（房地產、股票）泡沫和通貨膨脹生成。如果體制性矛盾無一得到解決，新的、更大的危機將會如影隨形，如期而至。

2009年6月30日，他在一份送交*中央辦公廳的問卷答案中寫道：“目前對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看法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緣於對我國經濟近年來困難成因的不同分析。主流的意見把困難成因歸結為以美國金融泡沫的崩潰和由此導致的中國企業出口訂單的減少，認為我們只要用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創造足夠的需求，來維持8％以上的經濟增長，待到西方國家經濟走出困境，增加出口，中國經濟就可以全面復甦。”

面對上述意見，吳敬璉認為“不符合實際”。他仍然堅持在2008年9月的那次上海論壇上所給出的結論，認為是美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及中國經濟粗放增長模式相互作用的結果。接著，他對兩個非常流行的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