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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國農村的先進典型。1964年2月，毛澤東先後提出“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樹起了經濟領域的兩面旗幟。喜歡頭纏白羊肚頭巾、滿臉溝壑的陳永貴一躍成為舉國矚目的政治新星，一路當到了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

顧準之死（5）

1974年，陳永貴透過他的兒子、昔陽縣委宣傳部部長陳明珠，邀請南開大學去寫一本《大寨政治經濟學》。南開的寫作組到昔陽工作了好幾個月，基本資料也拿不到，寫書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於國務院研究室。這個研究室是*復出後新組建的，成員包括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胡繩、吳冷西等人。于光遠一轉手將這個任務批給了中科院經濟研究所，於是，吳敬璉、沙吉才和楊長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參加《大寨政治經濟學》編寫組。

這是吳敬璉第一次走進光芒環繞中的“中國第一村”。他們被安排住在縣城的第二招待所裡。之所以不住在他們將要考察的大寨，並不是害怕這些城裡來的讀書人不能適應村裡的生活（陳永貴直屬的寫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讓他們和大寨人接觸，“免得干擾他們的勞動和休息”。為此縣委宣傳部長陳明珠就向編寫組宣佈了三條“紀律”：第一，不能參加大寨的勞動；第二，不得在街上拉著社員談話；第三，不能到社員家裡訪問。

“三不準”紀律一宣佈，編寫組等於跟大寨絕了緣，那書該怎麼寫？答案是，只能根據當下報紙上登載的宣傳文章寫。連登載陳永貴過去講話的報紙，也保留在大寨資料室，外人不能借閱。在當時，大寨是一個不容置疑的政治標杆，自它成名以來的十多年中，先後有710萬人前來參觀學習，全國性的農業會議多次在這裡召開，“學大寨就是走社會主義大道，不學大寨就是搞邪門歪道”，幾乎是一個政治共識。可是，不得其門而入的吳敬璉卻從所見所聞中窺見了“神話”的陰影。

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傾向非常嚴重。黨支部書記郭鳳蓮把大寨經驗歸結為階級鬥爭抓得緊，叫做“鬥一步，進一步；鬥十步，進十步；步步鬥，進一路”。陳永貴在大寨組織了“天天學小組”，要求農民每天學習領袖語錄，宣稱“天不下雨不要緊，毛澤東思想就是雨”。根據報紙上的經驗報道，毛主席的思想光輝不僅可以普照集體的行動，而且還能深入到農民的家庭以致人的身體內部。比如一位社員得了疾病，在萬般痛苦的時候，他就在學習小組裡面背誦毛主席的著作《紀念白求恩》，他自稱沒有文化，但卻已經精通用大量樸素的言辭表達一種最革命造作思想，他說“千服藥萬服藥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寶書治好了我的病”。而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最要緊的，就是要與黨支部保持一致，吳敬璉等人到昔陽不久就聽到了一個故事，說是新華社記者馮東書因為懷疑大寨田畝丈量不實而被驅逐。因此，在昔陽編寫各種宣傳大寨作品的創作人員都互相提醒，不要觸了陳永貴的“逆”。①

吳敬璉在昔陽住的時間長了，便與當地人熟悉起來，漸漸聽到了一些對陳永貴的議論。

議論得最多的一件事，是陳永貴為他第二任夫人的前夫、一位*女學生的校長翻案，還在幾年的時間內把這位前校長的弟弟從一個公社書記提拔為省委副書記。他的兒子陳明珠更是一個名聲不大好、人稱“陳衙內”的人，開會講話，即便照稿子念，也常常讓人一頭霧水，不知何言。據稱在陳氏炙手可熱時，他的親友中變身為官的多達百人以上。

議論得多的另一類是陳永貴在*上的嫻熟技能。他對於“*”派仗中的對立面，以及反對過自己的人都予以無情*，甚至曾巧用一些政治運動事件，把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謝振趕出了山西。這些都絕不是一個種田出身、老實巴交的農民所能為的。陳永貴的種種行徑使吳敬璉想起吳晗所描畫的朱元璋，他對陳的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