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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西遷。到重慶後，他被送進了巴蜀小學，這是大後方教學質量最高的小學之一。當時的四川省主席王瓚緒任小學董事長，“航運大王”盧作孚當校董，國學教師中有葉聖陶這樣的名人，連當時常駐重慶的共產黨代表周恩來都來作過演講。吳敬璉的同期學生中便有著名報人鄒韜奮的3個子女，其長子鄒家驊（後更名鄒家華）後來當過國務院副總理，次子鄒家騮（後更名鄒競蒙）和吳敬璉同班。在節假日時，鄧季惺常常帶著子女外出參觀，比如去山洞裡的軍工廠等等，這使得在戰火中長大的吳敬璉從小就關心社會和國家命運。

1941年，小學畢業後，吳敬璉考進重慶南開中學，這又是大後方的一所模範學校，創辦人張伯苓是民國時期與蔡元培齊名的大教育家。張伯苓教學強調“三育並進而不偏廢”，特別注重學生的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晚年吳敬璉仍清晰地記得，在新生開學典禮上，張伯苓所作的《我為什麼要辦南開》的演講。吳敬璉在一篇紀念文章中寫道：“我雖然只在南開念過兩年書，但南開給予我的基本訓練方面的影響，卻是極其深遠的。除語文、數學等功課外，從邏輯思維、語言表達，公民課上關於如何開會、如何選舉、如何表決的訓練，直到每座樓進門處鏡箴上的‘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的儀態要求，都使我終身受用不盡。總之，就我的親身感受而言，南開教育之所謂‘高貴’，指的並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無人和頤指氣使，而是對於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的高素質要求。”

吳敬璉體弱，總是在養病，缺少鍛鍊，因此第一學年就因體育成績不好差點被南開中學除名，他向學校保證每天晚上跑步800米，加上優秀的數學成績，學校才勉強同意他留下。可是沒多久，他就得了肋膜炎，不得不休學一年，第二年重念初一。在他的兩年級同學中，有經濟學家茅於軾、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

1943年，鄧季惺到成都開辦《新民報》成都版，吳敬璉又隨母轉學，插班進了一家名叫高琦初中的基督教教會學校。兩年後，吳敬璉考入金陵大學附屬金陵中學，就讀高中部。不久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和大批機構遷回南京，《新民報》總部和金陵中學都一起南下。一個十分有趣的細節是，一直到很多年後，吳敬璉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得悉，當初與他在同一個年級（不同班組）讀書的學子中，有一人名叫厲以寧。他們後來一個被稱做“吳市場”，一個是“厲股份”，為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兩位最重要的經濟學家。

小學和中學時期的吳敬璉並沒有表現出對經濟學的興趣，他最熱衷的事情是拆裝鐘錶，而“科學救國”是他的理想。

弱不禁風的激進少年（2）

少年時期的吳敬璉最喜歡理工科，他的數理化、生物等功課都非常好，當實業家的外公以及律師母親，都認定唯有科學和實業才能救國，希望這個聰慧的男孩能夠走上科學家或工程師的道路。吳敬璉心靈手巧，喜好鑽研，平日在家時，總是把各種鐘錶、機械都拆開來看看，倒騰一番後再裝起來，這讓他很有成就感。更讓他開心的事情是，他還有一個“科學迷”舅舅。

鄧季惺的六弟叫鄧友海，他對政治、新聞之類毫無興趣，卻無比痴迷於科學。他畢業於西北工學院的紡織機械系，還到英國留過兩年學，回國後在重慶一家絲織廠當廠長，平時就常常住在大姐家裡，把自己關在房間裡裝拆各種東西，搞實驗，做工程。有一段時間，他瘋狂地迷上了發明製作滾珠的最新辦法，反覆試驗卻始終無法成功，以至於全家人絕對不能在他面前提“滾珠”兩字。吳敬璉自幼無父無兄，自然對這位六舅舅無比崇拜，整天跟在他的屁股後面裝東拆西，不亦樂乎。十來歲時，他最朝思暮想的東西是一隻裝有各式各樣工具的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