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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地寫道，這裡需要提出一個問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並不是一個現在才提出的口號。早在1995年到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規劃中，就已經規定了實現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轉變的任務。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規劃不但重提這一話題，還列舉了轉變的具體途徑。但是迄今為止，除了少數地方，成效並不顯著。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吳敬璉以為原因不外有二：其一，這一轉變遇到了許多體制性的障礙；其二，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經濟環境和法治環境還有待建立。他一言以蔽之曰，“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何謂東風？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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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盯著真理的人（1）

吳敬璉的生命只與兩個字有關—“救國”。

80年間，他的“救國”主題有過3次轉折：20歲前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科學技術迷”，信仰的是“科學救國”和“產業救國”；35歲前，他相信“革命救國”，認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將讓自己的國家擺脫貧困，變得無比強大，“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60歲前，他信奉“經濟體制救國”，堅信市場經濟將是中國變革的終極目標；而此後的他發現，唯有建立*法治的社會體制才可能完成現代化的目標，他成了“法治救國”的倡導者。

即便在晚年的憂慮與不安之中，吳敬璉也沒有失去他本質上的那種滿腔希望。

從顧準、孫冶方到吳敬璉一代，他們深受唯物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薰陶。“受難者”顧準在讀書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人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任何一種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顧準的這種思想也同樣影響了吳敬璉，使他在認識論上確信人類具有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眾以及一個國家能夠擺脫迷茫，最終選擇理性和趨最佳化的道路。

吳敬璉的人格特徵，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個批評性精神與建構性人格的混合體。

在50多年的經濟學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這在他看來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記者問：“你對自己成為決策層智囊是否感到驕傲？”他當即回答說：“智囊不智囊的，一點不重要，作為經濟學家首要的職責是研究科學，發現真理，做一個有獨立立場的觀察者。”他的女兒吳曉蓮也這樣評論他的父親：“公眾可能認為我的父親距離決策層很近，但我不覺得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他只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學者，向決策者提出儘可能正確的建議，至於被不被採納，那是另外一回事。”從本性而言，吳敬璉不是一個好鬥的人，他同“計劃派”人士對陣作戰，與一些學者激烈辯駁—有時候還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與某些激進的網民“勢不兩立”，在這些過程中，他並沒有感到什麼樂趣，甚至還因自己的反對態度而付出了代價。然而，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必需的。

同時，他又總是以建構性的角度來思考所有的問題，即便在最困難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條可能的出路。自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的知識階層就形成一種善於顛覆、樂於破壞的“悲情情結”，非“極左”即“極右”，視改良主義為“犬儒”，對中庸和妥協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視，這實際上造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多次反覆與徘徊。吳敬璉的學術人生無疑與這兩種極端主義格格不入。在公眾輿論及學界，吳敬璉常常遭到“誤讀”。有人因“吳市場”之名，認定他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主張把一切都扔給市場來解決；也有人因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