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頁)

做“*革命派”。他在日後寫道：“在這次政治風暴和往後的批判運動中，我懷著滌除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革命派’所具有的‘原罪’的虔誠願望，努力說服自己：過去自以為並不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種種觀點，其實都是‘修正主義’的謬說。昨日的我全然錯了，今後要回到正確道路上來，一切學術觀點的正誤，也要以是否有利於‘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最終的準繩。”（《吳敬璉選集·作者自傳》）

就這樣，從1946年那個膜拜革命的激進少年，到1956年這個充滿了自責感的學術青年，吳敬璉走過了不長不短的10年。而由懷疑自己到懷疑時代，未來的吳敬璉，還有10年的路要走。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顧準之死（1）

從明港回北京的火車上，7連2排的負責人找吳敬璉談話，宣佈他還在“被審查”，只能待在學部大院裡，不得回家。整個學部有69個沒有解放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正是其中之一。

這時候，與丈夫分別了近3年的周南表現出了她的勇敢。她找到七連的軍宣隊政委，問：“吳敬璉到底有什麼問題，他是‘反革命’嗎？如果他是，我可以跟他劃清界限，但是你們得拿出證據，如果不是，家裡有兩個孩子，還要搬家，請你們讓他回家。”政委無言以對。第二天，吳敬璉宣佈“自我解放”，徑自回家去了。軍宣隊的領導很氣憤，在學部的會議上說，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不過，政治環境畢竟已經大變，倒也沒有人真的去把吳敬璉抓回來。

儘管回到了北京，經濟所的正常工作並沒有恢復，仍是一地雞毛。吳敬璉又回到對社會歷史的鑽研中去，為了補習英語，他開始讀英文版《羅馬帝國衰亡史》，10卷本，每本500頁，每天讀50頁，雷打不動。

可憐的顧準無家可歸，他的子女都與他劃清了界限，約定“生不再見，死不相別”。更可悲的是，他的母親已年過九旬，十餘年未見，雖然現在身處同城，近在咫尺，卻也還是不得見面。他只能住在學部大院的一個斗室中，每天清晨，揹著一隻軍用書包，內揣兩個冷饅頭，去北京圖書館讀書，黃昏歸來，點一盞孤燈繼續夜戰。他常常劇烈地咳嗽，痰中帶血，卻也並不在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希臘城邦制度》一書的寫作之中。這是一個為抽屜而寫的偉大作品，顧準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動力來自於天地間一個冥冥的召喚。他以數十萬言冷峻的筆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的區別，“在全面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

按吳敬璉的看法，晚年顧準在思考“娜拉出走後怎麼辦”的天問時，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就是—“革命的理想主義”會經由某一路徑轉化為“保守、反動的專制主義”。

在近當代世界政治史上，這一路徑就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在顧準看來，革命是對現狀的破壞，它不可能獲得經驗性支援，只能透過對未來至善的想象、對烏托邦的渴望進行社會動員，爭取群眾參加，所以，革命理想主義者“唯有堅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據的，同時又是絕對正確的，他們才心有所安。他們唯有堅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論與實踐一致地勇往直前”。而對於群眾來說，“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這當然是極具感召力的。“每當大革命時期，飄揚的旗幟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義雖然不科學，它的出現，它起的作用，卻是科學的”。在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十月革命中，“終極目的”都是革命動員的強大依據。

然而接下來，顧準發現，作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終極目的”的設定是危險的。因為—“終極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