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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段異常困苦的期間，最使我感動的是德國老師的工作態度和對待中國學生的態度。我是一個素昧平生的異邦青年。他們不但沒有絲毫歧視之意，而且愛護備至，循循善誘。Waldschmidt教授被徵從軍。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來代課。其實我是惟一的博士生，他教的物件也幾乎就是我一個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領都毫無保留地要傳給我。他給我講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語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傳》等。他還一定堅持要教我吐火羅文。他是這個語言的最高權威，是他把這本天書讀通了的。我當時工作極多，又患神經衰弱，身心負擔都很重。可是看到這位老人那樣熱心，我無論如何不能讓老人傷心，便遵命學了起來。同學的還有比利時W．Couvreur博士，後來成了名教授。

談到工作態度，我的德國老師都是楷模。他們的學風都是異常地認真、細緻、謹嚴。他們寫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討論，然後才發表。德國學者的“徹底性”（Grh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對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後來由於環境關係，我沒能完全做到。真有點愧對我的德國老師了。

從一九三七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系講師。這個系設在一座大樓的二層上，幾乎沒有人到這座大樓來，因此非常清靜。系的圖書室規模相當大，在歐洲頗有一些名氣。許多著名的漢學家到這裡來看書，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國的ArthurWaley等。我在這裡也讀了不少的中國書，特別是筆記小說以及佛教大藏經。擴大了我在這方面的知識面。

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個年頭。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我離開這裡到瑞士去，住了將近半年。一九四六年春末，取道法國、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別離將近十一年的祖國。

我的留學生活，也可以說是我的整個學生生活就這樣結束了。這一年我三十五歲。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學來任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是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把我介紹給胡適、傅斯年、湯用彤三位先生的。按當時北大的規定：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回國的，只能任副教授。對我當然也要照此辦理。也許是我那幾篇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發表的論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後沒有多久，湯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為教授。從那時到現在時光已經過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沒有離開北大過。期間我擔任系主任三十來年，擔任副校長五年。一九五六年，我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十年浩劫中靠邊站，挨批鬥，符合當時的“潮流”。現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學、科研工作，從事社會活動，看來離八寶山還有一段距離。以上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經歷，沒有什麼英雄業績，我就不再羅嗦了。

我體會，一些報刊之所以要我寫自傳的原因，是想讓我寫點什麼治學經驗之類的東西。那麼，在長達六十年的學習和科研活動中，我究竟有些什麼經驗可談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細考慮，無影無蹤。總之是卑之無甚高論。不管好壞，鴛鴦我總算繡了一些。至於金針則確乎沒有，至多是銅針、鐵針而已。

我記得，魯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講了一個笑話：一個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聲吆喝，叫賣治臭蟲的妙方。有人出錢買了一個紙卷，層層用紙嚴密裹住。開啟一看，妙方只有兩個字：勤捉。你說它不對嗎？不行，它是完全對的。但是說了等於不說。我的經驗壓縮成兩個字是勤奮。再多說兩句就是：爭分奪秒，念念不忘。靈感這東西不能說沒有，但是，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勤奮出靈感。

上面講的是精神方面的東西，現在談一點具體的東西。我認為，要想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應該在四個方面下工夫：一，理論；二，知識面；三，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