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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休學在家，繆斯女神似乎對體質羸弱者格外垂青，性情敏銳的張元迷戀上了繪畫，這位早慧的少年開始執著於色彩的深淺濃淡，事物的外部形狀與光影的變幻莫測。早期的一切特性都預示：也許他應該成為一名畫家，然而繪畫殿堂的大門卻遲遲未向他開啟。幾翻周折候，他進入了北京電影學院的攝影系。他說，聊以*的是，攝影與繪畫是相關的。

彼時，同為攝影系出身的陳凱歌與張藝謀已經憑藉各自的作品，在影壇上佔有一席之地。

上影投資拍攝記錄片《媽媽》，張元擔任攝影一職，大量的籌備後，拍攝計劃卻泡湯了，拍攝人物轉至北影廠，張元依然擔任影片攝影。不幸，時隔不久，影片的拍攝又宣告破產。但就在這部片子顛沛流離的過程中，張元已經對它又了深刻的瞭解。於是，他打算自己做導演，獨立將其拍攝完成，艱難的籌集資金後，《媽媽》終於問世了。這部講述單身母親和殘疾兒子故事的影片，成就了今天作為導演的張元。

“我一直在堅持自己，從未想過哪怕時一絲一毫的放棄。”“工作或者作品本身從未使我產生過任何情緒上的波動，可能我也清楚的知道這些電影不一定適合在國內放映，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不需去拍攝它們。而幸運的倒是我還能把它們拍出來。”

接下來的影片，張元在取材上都保持了持續的獨特與尖銳，關注處在邊緣與底層的人，關注弱勢群體：搖滾青年，同性戀者，精神病人，孤兒收養……“當你把一個所謂邊緣人性格不斷的立體化時，你會發現我們處於時代的性格。因為他們是最有特點的一些人，更富於戲劇性，更荒誕，更具悲劇色彩。他們性格的形成，就是時代的標誌。”

題材的獨樹一幟，給張元帶來了國際性聲譽的同時，又令他不被國內權威電影機構認可。將近十年的漫長時間裡，他的多部作品被冰封雪藏，無法在國內公映。獨立電影製作資金難以籌集，審查制度的苛刻，對尋常人而言，無疑是一場漫長而痛苦的折磨。但回憶起那段時光，張元自己倒顯得格外平靜：“工作或者作品本身從未使我產生過任何情緒上的波動，可能我也清楚的知道這些電影不一定適合在國內上映，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不能去拍它們。”儘管偶爾也會感覺失落和疲憊，但他內心卻從未有過惶惑和動搖。

那個時候，張元也曾經接到一些國外的製片機構和大學的邀請，希望他前往生活和工作。但張元自己卻從未動心過，因為他發自肺腑的熱愛這片土地，儘管他那時還不被承認和接受。

“我希望人是平等的，而且是寬容的，會接受更多的東西。就像我一直覺得人生充滿了喜劇和巧合，也同樣充滿了悲劇。”他意味深長的說，“所以，人是最值得憐憫的。在我的頭腦裡，沒有好人和壞人，所以，我的電影並沒有鬥爭的方向，也沒有競爭的方向。

他從不把自己視為鬥士或者勇夫，也從未有過要和誰戰鬥的意識，他說他自己只是呈現，而沒有任何的指向性。“我甚至覺得自己在電影方面和意識形態方面太寬容了。”他如此評價自己，儘管在別人眼裡他已經足夠先鋒。

意識到這點他終於開始對自己改變。1996年拍攝完《東宮西宮》，張元開始帶著作品去世界各大電影節參展，同時擔任評委。在異域繁華熱鬧的電影節上，他照例又斬獎無數。然而鎂光燈下，人頭竄動中，他突然發現找不到屬於自己同胞的影子。那一剎那，他變得失落，這種失落並非源自無人分享他的榮耀，而是無人分享他的作品，他的思想。“我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但是我的創作國內觀眾卻一點也不知道，更不用說了解。”他開始意識到了一種強烈的荒誕和悲哀。

於是，從頗具雙關意味的《過年回家》開始，張元的電影邁向國內市場。有人懷疑這是他對自己的背棄與背叛，但他搖頭，不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