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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那篇《懷舊》是嚴肅的。我並非為要 多獲群眾 ，也不是因為恨施先生沒有推薦《華蓋集》正續編及《偽自由書》；更不是別有 動機 ，例如因為做學生時少得了分數，或投稿時被沒收了稿子，現在就藉此來報私怨。十月二十一日。 桃椎五四運動以後，好像中國人就發生了一種新脾氣，是：倘有外國的名人或闊人新到，就喜歡打聽他對於中國的印象。羅素〔2〕到中國講學，急進的青年們開會歡宴，打聽印象。羅素道：「你們待我這麼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急進的青年憤憤然，以為他滑頭。

蕭伯納週遊過中國，上海的記者群集訪問，又打聽印象。蕭道：「我有什麼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干。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3〕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憤憤然，以為他刻薄。

這回是瑞典的卡爾親王〔4〕到上海了，記者先生也發表了他的印象：「……足跡所經，均蒙當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餘，異常愉快。今次遊覽觀感所得，對於貴國政府及國民，有極度良好之印象，而永遠不能磨滅者也。」這最穩妥，我想，是不至於招出什麼是非來的。

其實是，羅蕭兩位，也還不算滑頭和刻薄的，假如有這麼一個外國人，遇見有人問他印象時，他先反問道：「你先生對於自己中國的印象怎麼樣？」那可真是一篇難以下筆的文章。

我們是生長在中國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見也好；而意見又怎麼說呢？說我們像渾水裡的魚，活得胡裡胡塗，莫名其妙罷，不像意見。說中國好得很罷，恐怕也難。這就是愛國者所悲痛的所謂「失掉了國民的自信」，然而實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聽印象，就恰如求籤問卜，自己心裡先自狐疑著了的緣故。

我們裡面，發表意見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見的是無拳無勇，未曾「殺死十萬條人命」，倒是自稱「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見也無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於有位有勢的大人物，則在野時候，也許是很急進的罷，但現在呢，一聲不響，中國「待我這麼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看當時歡宴羅素，而憤憤於他那答話的由新潮社〔5〕而發跡的諸公的現在，實在令人覺得羅素並非滑頭，倒是一個先知的諷刺家，將十年後的心思豫先說去了。

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擬答案，是從外國人的嘴上抄來的。

九月二十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申報·自由談》。

〔2〕羅素（b．rsell，1872—1970）英國哲學家。一九二○年曾來中國，在北京大學講過學。

〔3〕蕭伯納的話，見《論語》半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載鏡涵的《蕭伯納過滬談話記》：「問我這句話有什麼用——到處人家問我對於中國的印象，對於寺塔的印象。老實說——我有什麼意見與你們都不相干——你們不會聽我的指揮。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萬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

〔4〕卡爾親王（carlgtavoskarfredrikchristian）當時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五世的侄子，一九三三年週遊世界，八月來中國。下引他對記者的談話，見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申報》。〔5〕新潮社北京大學部分學生和教員組織的一個具有進步傾向的社團。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員有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和《新潮叢書》。後來由於主要成員的變化，該社逐漸趨向右傾，無形解體；傅斯年、羅家倫等成為國民黨政權在教育文化方面的骨幹人物。 葦索

章克標〔2〕先生做過一部《文壇登龍術》，因為是預約的，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