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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予以痛斥時，弘曆極為憤怒地寫道：“滿洲風俗，素以尊君親上、樸誠忠敬為根本，而騎射之外，一切玩物喪志之事，皆無所漸染。”但是，弘曆宣稱，近來因與漢人文化的接觸，已使得很多滿人因能在詩文上故作風雅而自得其樂，而這對於他們的品質是極為有害的。先時，滿人雖“未經讀書”，卻懂得“尊君敬上之大義”。儘管孔門儒生亦透過詩書傳學，但他們也將忠孝之道視為上德。如果讀書只知“剽竊浮華”而“不知敦本務實之道”，則這種學問又有何用？弘曆因而警告道，他將對數典忘祖的滿人予以懲罰，並將嚴禁他們與漢人發生詩文上的應酬往來。如果要對弘曆的警告發表評論，則可以說，這種警告也許確實對當時的朋黨活動起了某種抑制作用，因為滿漢官員之間的詩文應酬是文人結為朋黨的主要途徑之一。可是，我們也不能忽視這裡所包含的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資訊，那就是，它同謀叛與漢化是有關聯的。

由漢化帶來的腐化

既勇敢又富有生氣，既誠實又不吝豪華，這就是滿族上層人士宣稱自己作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經精心加工後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應有的形象。這些品質不僅在作戰中是致勝的因素，而且也適用於統治這個被敗亡的明朝搞得一團糟的大帝國。然而，為了要統治這個大帝國，滿人卻又不能不借用漢人的制度並獲得漢人的協助，這就又從一開始便使得上面這種似乎無懈可擊的說法產生了漏洞。

在滿人還沒有越過長城之時，滿人貴族的內部鬥爭便促使滿清朝廷採納漢人施政及中央集權的種種措施。在那以後，為了賦予征服者的政權以一種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使其以天命繼承者的身份出現，滿清朝廷需要對官化的儒家意識形態予以推廣——根據這種意識形態，合法性統治的基礎在於德行而非種族特性。但與此同時，它又必須保持滿族本身的特質。征服者沒有與被征服者同處，也沒有被腐化，這一點必須保持下去。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征服者又怎能將一種異質文化與他們自己的文化嫁接在一起呢？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到，滿人還必須“進入到”漢人的世界中去（更不必說享受其中的樂趣了），那麼，我們對十八世紀滿人所面臨的問題便開始有所瞭解了。對於弘曆來說，謀反與漢化是互有關聯的危險。然而，漢化的危險更為隱蔽，因而也可能會使他產生更大的焦慮。對於滿族上層人士來說，乾隆時期（1736～1796）是一個痛苦的轉折時期，他們面臨的漢化威脅比之以往任何時候部更為明顯——但卻還沒有明顯到無論做什麼都已無法使之改變的地步了。

八旗精英

當弘曆在位在時間上達到中點時，他在一個統治全國的少數種族集團中高踞於權力的頂端。但這個集團本身並非鐵板一塊。在一小批上層精英與大批窮困群眾之間，已經出現了分裂。那個於1644年征服了中國的軍事群體是由三個部分組成的：除了滿人以外，還有在滿人入關前便已降服他們並加入八旗組織的居住關外的漢人，以及同滿人結盟的蒙古部落。在這個擁有三十四萬七千名男子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的群體中，滿人本身只佔大約百分之十六。到十八世紀二十年代，這一群體中體格強健的男人的數目幾乎增加了一倍，而滿人則大約佔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帝國的總人口中，這只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少數（連同他們的家屬在內，到十八世紀中葉可能仍少於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雖然他們中有數千人擔任著收入豐厚的文武官職，但大多數人則陷於“貧窮、負債與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