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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些寺廟便禁止和尚化緣。同時，人們對於乞僧的態度常常無異於他們對一般乞丐的態度。從十八世紀的文獻資料來看，乞僧是隨處可見的。

普通百姓對於和尚的態度也許受到了下述兩種情況的制約。一是見習修行和尚身份本身的模糊性（他們既是佛門一員又不在佛門之中）；二是一般人對於乞討者的暖昧態度（這被認為是一種無根無底的懶人的職業，但它又因為僧人實在太貧窮而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人們的認可）。對於道士，普通百姓的態度也許就是一種更為直截了當的恐懼了。

人們習慣上常常將道士的活動同各種各樣的法術聯絡在一起（如煉丹術，以符咒驅邪，以及尋求長生不老，等等）。因此，當“邪術”成為問題時，道士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懷疑物件。儘管道士在社群裡通常從事的是諸如以符咒為人治病之類的有益的活動，但他們在人們想象中的妖魔形象卻表明，在人們看來，法術是很容易轉化而成為邪術的。由於和尚在社群中所從事的主要活動是協助死者的魂順利透過陰間，他們便不是與道士同一意義上的術士。這大概也解釋了為什麼在百姓的故事傳說中和尚相對來說溫厚善良的原因。但我們仍然想要知道的是，當僧道等從事禮儀話動的各種職事人員作為陌生人出現在某一社群時，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是否還會對他們有著如此清晰的區分？例如，本地寺廟中的和尚是每個人在鄰里的葬儀上都會碰到過的，同他們相比較，隨處飄泊的和尚便可能顯得既讓人難以捉摸也難以理解。同時，人們並不需要什麼想像力使能夠意識到某一“遊方道士”的威脅。相形之下，本地道士作為禮儀職事人員就比較“安全”，因為人們是知道他們在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個在本鄉鄰里間驅邪的法師大概不會比一個家庭醫生更具有威脅性。但如果他是外來人的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當外來者還擁有特殊法力時，人們對他們的疑心自然也就更深了。

如果說，普通人是由於僧道等禮儀職事人員可能會施行法術而產生對他們的恐懼的話，那麼士紳則是由於他們懶惰而鄙視他們。根據在浙江收集的一組“家訓”的說法，每一種職業——不管是文人、農夫、手工業者，還是商人——都有自己的“生理”（即求生之道）。“惟是懶惰飄蕩、遊手好閒為僧、為道、為流民、光棍、身名無籍之徒，便是不安生理。不安生理而能偷生於天地同者，無此理也。”

由死亡而產生的汙染。一位研究廣東社會的權威曾寫道，那些在葬儀中擔任祭司的人物（在這裡，籠統地來說就是道士），“由於其工作的性質”，就像我們自己杜會里承辦喪葬的人員那樣，在社會上的名聲肯定是不好的。“當他們在場時，鄰居們從來就不會感到舒服。”這裡的原因在於，人們認為由死亡而產生的汙染會附在死者的軀體上。儘管道士們“會盡可能地避免直接觸及屍體或棺木”，但他們卻不可能將自己同自身職業中具有產生汙染危險的那一面完全分割開來。社群中的禮儀職事人員尤其需要依靠葬禮為生，而這一工作使得他們必須不斷地接近新近死去者的棺木。我們尚無法肯定，在華南地區十分明顯的人們對於死亡汙染的恐懼，是否也在其他地區助成了人們對僧道人員的暖昧態度，但我們不能排除有這種可能性。

作為外來者的術士。普通百姓對於禮儀職事人員的態度是既尊敬又恐懼，這一點在帝制晚期的下層僧道人員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身為流浪者，又擁有特別的弄鬼弄神的力量，這真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危險。如果閔鶚元的說法是對的，則這種危險到了十八世紀中期大概已變得日益清晰可見。對於其他文化所作的研究表明，人們常常會將妖術同外來者連在一起。艾倫·麥克法林（AlanMacfarlane）便曾以非洲和莢格蘭的資料為基礎而注意到，“在鄉下四處遊蕩的男人”自然而然地便會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