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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乎？汝存此心，無怪屬員緝拿不力且欺汝！”）。

阿思哈謙卑地回奏說：“誠如聖諭，其中自有陰謀不逞之犯。”（硃批：“無用廢物！”）阿思哈說：“臣至愚。”（硃批：“竟是至愚。”）阿思哈接著說省科舉考試時（考官）例用藍筆，但他帶著墨筆以“備繕摺奏”，隨時報告妖術案情。（硃批：“有何關係！”）不管怎樣，弘曆十分生氣，在這種緊急情況下，阿恩哈應該讓布政使代理考試事宜。阿思哈“平日尚屬實心辦事之人，不意其亦染外省模稜惡習”。至此，清剿在皇帝和官僚之間已變得如此敏感，以至於官員的無能本身也成了目標。

陰謀的升級

整個8月，弘曆在承德避暑山莊收到了一大堆關於妖術的互相矛盾的訊息。案情從南方蔓延到北方，又從北方發展到西方，案犯行動之迅速遠遠超出了各省督撫們的反應。雖然抓獲了無數嫌犯，但弘曆知道他們都是來自社會邊緣和底層的和尚和乞丐，為隱匿的妖黨首領所僱傭。到9月初，弘曆已經確信，妖術威脅並不僅僅限於地方社會，很可能也是衝著王朝本身而來。由於大臣們的建議，他寬赦了農夫孟士會等人。但是，民眾可能會因此認為被割辮後可以連根剪去辮子以避妖禍。那麼，接下來會是什麼呢？

9月7日，弘曆給七省督撫發出了一道上諭，終於將剪辮妖術與剃髮聯絡起來。他指出，迄令為止所有抓獲的罪犯顯然都是一個更大陰謀的工具。一方面，陰謀家們僱募乞丐和流浪漢為他們偷辮子，而不告訴他們這辮子作何用。關於叫魂和造橋的信念固然屬於“荒唐不經”，這本身就應受到嚴厲的追究。但是有誰能說剪掉整條辮子以避禍的謠言不是妖人奸黨製造出來，以便讓人們在驚恐之餘剪掉辮子，象徵性地和滿清王朝作對呢？妖人們自然知道，男子“留辮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髮辮即非滿洲臣僕”。然而，此等不軌之徒大抵不在北省而在南方，“其人非系奸僧即讀書先志之徒”，其罪惡亦甚於割辮匪徒“不啻什倍”。雖然江浙地區為此案發端之始。但湖廣“人心狡險，索尚左道邪術”，尤恐逆犯潛匿其間。該數省督撫務必將逆犯搜尋出來。

不過，搜捕妖人的方法與透過士兵和巡卒追緝割辮匪犯不同。搜捕妖人當嚴密查訪，不露主角，以免奸逆聞風避匿，更難搜尋根線。弘所用他在討論要事時才喜歡用的語句結束了他的瑜旨：“勉之，慎之。”這樣迫切的言詞在僅僅討論妖術問題時不曾出現過。行省官僚中無人懷疑清剿正在升溫，而清朝的底蘊也發生了變化：它所涉及的不再僅僅是妖術，而是謀反。

救世的追求

與此同時，在直隸省荒原通往蒙古的路上，民眾也受到了妖術恐慌的影響。我們無法知道這種恐慌是產生於對妖術的恐懼，或是受惑於剪辮的反滿暗示，或是出自於對朝廷控制明顯減弱的擔心。但是一些人已經急急忙忙地在為世界末日做準備了。他們屬於民間佛教的一支，叫做無為教，也叫做收元教，這個名稱與相信世界末日將臨的千福年信仰有關。這個教派的始祖據說是羅清（活動於1509—1522年）。該教一直為官府所禁。

但現在被一個名叫孫嘉謀的人復活了。這一教派應歸人“誦經派”，他們吃齋守戒，透過早期教派領袖傳下的寶卷尋求拯救。

在北京西北兩百里處的保安州（今涿鹿縣），一一個邪教信徒供稱孫嘉謀“造作逆詞”，意欲重興邪教。省按察使親自前往調查。弘曆立刻警覺起來，發密旨命將所有案犯繞過省法庭，直接解往承德審訊。①整個法律機器迅建地轉動起來。一個星期後，承德的軍機大臣們向皇帝報告了他們對保安邪教徒審判的結果。邪教主崔有法宣稱，他從明代的普明那裡繼承了五個字（普福養顯德），作為教徒取名次序。孫嘉謀於1750年入教，法名顯富。崔有法於1753年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