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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耿耿於懷到如此地步？公元九世紀，當大唐帝國大批沒收寺廟財產並迫令成千上萬的和尚還俗時，其部分原因在於經濟上的考慮：當一個人隱入寺廟之時，也意味著他不再負有繳賦稅與服勞役的義務，因而也就使國家失去了一份收入。但到了明清時代，勞役義努已可換算為錢幣並可與田賦一併估算支付，勞役實際上也已為僱工所取代，上述經濟目的也就沒有意義了。

如果我們對清代國家為控制僧道的努力細加考察，便可以看出，其中另有企圖。早在明代，便已有過要僧道人員登記註冊併為他們發放度牒的情況。但是，直到1674年皇帝才釋出了將僧道人員置於國家控制之下的第一道一般性詔諭。為對僧人道士進行督察，清政府在北京建立了專門的機構，各由十六名和尚或道士組成。

這些成員最初顯然系由禮部選拔產生，以後的替補則由京城的僧道人員透過選舉決定。這些成員的名單還需向吏部報備。①皇帝還詔令各省建立起一個平行的體系，由選舉產生的僧人道士所組成的督察機構分別在各道、各州與各縣建立起來。②他們透過通常的官僚統治管道向上提出報告。

建立這些督察機構是為了對和尚、道士、尼姑的品行舉止予以控制約束，以便透過適當的紀律措施而保證使他（她）們按出家時的誓願行事。然而，除這些機構外，最重要的還是發放度牒這一措施。在這裡，問題的癥結其實並不在於保持僧道人員隊伍本身的純潔性，而是在於確保不讓那些不可靠的俗人以僧道的面目出現。皇帝所擔心的是，“不法之徒”會假借僧道習俗，冒用“祖師”名義從事占卦預卜之事。此種“交通鬼神’’及預卜朱來的能力會產生種種“異說”“野談”，從而吸引無知民眾成為他們的門徒並非法結黨。在這裡，皇帝所謂的“異說”“野談”，並不僅僅是指他們假稱具有魔力，而更是指他們假稱有能力預知現存政治秩序的未來命運。在皇帝的上述詔諭中所顯示出的，是一種對於在帝國權力中心北京所發生的宗教活動的特殊敏感。位於京城的寺廟庵觀均“不許設教聚會，男女混雜”（這是民間宗教的標誌；而在皇帝的心目中，這也正是民間道德墮落的進一步的證據），同時，亦“不許建設高臺，演劇斂錢，酬神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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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些官員若是和尚則叫做“僧錄司”，若是道士則叫做“道錄司”。見《大清會典事例》，第501卷第5頁。1773年，由於尚不清楚的原因，這些官員轉歸內務府監督掌管。

②在這些部門任職的人員由各省總督或總兵向禮部通報，再由禮部將人員明單轉呈吏部登記造冊。這裡的整個體系均與由各省衙門及禮吏兩部委任操縱。明代將人員名單奏報皇帝的舊制在清代已廢止不行。所以這一切顯然是為了使這裡的程式常規化，同時也是為了減少呈送皇帝的文書。見《大清會典事例》第501卷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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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曆尤其因僧道人員身份含糊不清的狀況而感到沮喪，並因而試圖將本來用於管制有組織的僧道人員（即屬於主要寺廟道觀的人員）的那些辦法，擴充套件使用到生活於平民杜區的廣大民間宗教職事人員的身上。他所採取的第一個重大行動同那些大概可被稱為“在俗僧道”（secularclergy）的人有關。這些人實際上構成了宗教禮儀職事人員的大多數，他們始終居住在寺廟道觀之外，擁有財產，甚至還結了婚。他們為葬儀和驅邪儀式提供服務，或以其他的方式來滿足人們在禮儀上的需要，因而在杜區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們既不受宗教紀律的約束，也不服從國家的控制管轄。弘曆對於僧道在道德及學識上的這種腐敗現象大加鞭撻，並詔令各地或強迫“在俗僧道”居住到寺廟道觀中去，或強迫他們徹底還俗。對他們的財產，除一小部分生活基本必需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