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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的話題，儘管它表示的只是一種“權謀政治觀”。

二、儒家的“寬仁之治”（乾隆皇帝的表述）“寬”字的不同涵義“寬嚴之辯”的解釋偏差“迴向三代”糧政事件 實際上，乾隆初期並不是一味從寬，只寬不嚴的。比如，處死曾靜、張熙，比乃父要“嚴”；在擴大倉儲上，更有許多地方“嚴”過了以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諭：

“總之辦理事務，寬嚴當得其中。若嚴而至於苛刻，寬而至於廢弛，皆非寬嚴相濟之道。”

擺明是有其“嚴”的一面，並申明必要時還須用“嚴”。

所以乾隆皇帝常常使用“寬嚴相濟”的詞語。它主要表現為一種政治手腕—權謀上的東西，一種行政作風的區分。因為在實際政治中，一味寬柔勢必啟臣下窺伺之心，乾隆元年三月上諭：“目前奏摺諸臣，一則曰請寬某件云云，再則曰請寬某件云云，……夫不論其與吏治民生，有益與否，而但覘上之意，以為奏摺辦事之張本。”

終於透過實踐體悟到“《傳》雲：不密害成”，以及“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事前不存臆見於胸這樣一些道理。

不過，這樣的“寬嚴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寬政”，已不是一個層面上的東西。在《經筵御論》裡，皇帝寫道：

“夫子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旨，而統之曰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寬敏信公乃聖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寬為首，……《左傳》記夫子之言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因一時為鄭而發此補偏救弊之說。若夫聖王出治，舍寬其何以敷政寧人之本哉？”

因此所謂“寬”的對立物也不一定是“嚴”。

從這一角度說，皇上從來沒有改變他“寬”的初衷，這特別表現在對國計民生問題的處理上。《嘯亭雜錄》：

“純皇憂勤稼穡，體恤蒼黎，……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啟倉廩，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

乾隆十八年，以高郵運河之決，撥米穀一百十萬石，銀四百萬兩，賑江蘇災；乾隆五十年，各省荒旱賑恤，用去帑銀一千四百餘萬兩，甚至超過乾隆八年兩江大災所用數量（參見呂瑞峰論文）。

就此而言，“收斂”只是一個“頓挫”，不宜把它作隨意的解釋。儒家的宗旨是“養教兼施”、“先養後教”，因此也可以說，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點主要是集中在“養”上，其後就轉入到“教”上去了。

“迴向三代”，做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

如何評價清朝的歷史，特別是政治歷史，隨著“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進展，愈益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而不像初看起來那麼簡單。為此我曾在大清史會議上說，如果用三千年的長度來看歷史，乾隆朝最突出的一件大事，或許就是“統一”；換作二千年的長度，也許就是“盛世”；但如果寫“編年史”，近距離觀察（接近現場），恐怕就不是這些了。因為自始至終，乾隆皇帝都沒把這些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2＇自乾隆初政，他所追求的不是別的，正是“迴向三代”，即追求儒家傳統政治理念的最高理想。乾隆皇帝為什麼提起這一問題？是他所受到正統儒家理念到影響，還是受到其他什麼刺激？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此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清代乾隆朝這一次“迴向三代”，有沒有“謀主”？與前代（漢、宋）有所不同，這次行動顯然並非由臣下發動，但在皇帝背後，是否還另有“策動者”或特別值得一提的人物（如楊名時、方苞、蔡世遠等）？在官僚集團內部，是否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支持者團伙，以作為政策推行的中堅？曾否出現對立的兩個政治派別，甚至造成官僚隊伍的分裂，……等等。顯然，這些都不是所謂張（廷玉）黨、鄂（爾泰）黨一類區分所能說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