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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犧牲了自己，東北烈士博物館有這個事蹟，很動人。

劇本給每人都寫了一段身世，平均主義的。我覺得有問題，建議選擇其中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著重刻劃，其他七個跟著寫。當時編劇是顏一煙同志，她不同意。我說：“你不同意，我就不拍了，沒法拍。”後來她同意了。

我突出了胡秀芝。她的丈夫被敵人燒死了，孩子也死掉了，最後她參加了抗日聯軍。這八個女戰士在戰鬥中和部隊失掉聯絡，被敵人逼到江邊上，指導員已經犧牲了，七個女的投江了，她們向江心走去，越走越深，最後沒頂，全部犧牲了。

當拍了不到一半的時候，領導又派了一個同志來。這個同志叫翟強，是延安“部藝”的。派他來增加一個導演。那會兒拍《中華女兒》，沒有人懂電影。我也是第一次做導演，我們那會兒什麼都不懂，我還算參加過電影工作，就那麼硬拍了。

當時我就覺得非這麼拍不可。可是跟我一起工作的有好幾個是偽滿電影廠的，說：“導演，電影沒有這樣拍的，應該那樣拍。”我說：“不對，就得這樣拍。”我也講不出什麼道理，但認為就要這樣拍。

香港來的一個同志也參加了我這個攝影組，給我做副導演。他跟我說英文，我不懂，緊張極了，就拿毛巾擦汗，汗順著脖子往下流。

我讓人問得沒話說，總是一頭汗一頭汗的。就那麼緊張，人家都幹過電影，問我這問我那。但是我有一條，我有生活。拍《中華女兒》的時候，我身上還穿著破軍裝，身上都是火藥味、泥土味，這個他們都沒有。

蘇聯電影給我影響很大。在這之前，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延安看的蘇聯電影《夏伯陽》、《柯魯斯達海軍》，以及我做石家莊電影院經理的時候派人到大連去買的一部分影片，如《攻克柏林》、《鄉村女教師》等等。

實際上拍《中華女兒》的時候，我有意識無意識地受到蘇聯電影的影響，但是許多清規戒律、教條我沒有，比如不能從全景一下子拍特寫，要拍中景，中景才能拍近景，漸進的鏡頭等等。我沒這套，我想怎麼拍就怎麼拍。現在講究兩極鏡頭，遠景一下跳到特寫，那會兒我已經是這樣運用了，用遠景一下跳到近景，遭到反對。

我記得北京解放以後，我跟史東山、蔡楚生他們還討論過。他們規矩極了，不能那樣跳的，那叫胡來。全景要先到中景，然後才能跳到特寫，不能“嘭”的就跳到特寫，不可以的。我那會兒不懂，但我覺得非那樣不可。我就這樣拍，人家反對，反對我就流汗，拿毛巾擦汗，就這樣硬拍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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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擦汗，邊硬拍下來的《中華女兒》（2）

《中華女兒》拍出來以後，亞洲婦女代表大會要在中國召開，要把這部影片獻給亞洲婦女代表大會，所以這部影片一開始有一個英文字幕“獻給亞洲婦女代表大會”。

我記得我把這部影片拿到北京送審的時候，解放了的北京第一次上演的新中國影片就是《中華女兒》。當時袁牧之、陳波兒說：“演！北京解放到現在還沒有新中國影片，淨是過去的老片子，要演我們自己的電影。”

我就帶了一個複製給他們看，他們馬上給了長安大戲院。長安大戲院貼出海報來，買票的一下子排起了好長好長的隊伍，很熱鬧，我也很興奮，跑到電影院去看，聽觀眾的反映。當時我感到很幸福、很欣慰，北京的市民看共產黨的電影很感動，觀眾中發出細細的嘆息聲。

《中華女兒》還有一次演出是在朝鮮。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到朝鮮去了，住在志願軍司令部。那個小村子叫君子裡。村子裡有一個放農具的小房子，蒙上黑布，染上黑顏色，外面729飛機在轟炸，裡邊放《中華女兒》給群眾看。《中華女兒》裡有兩個朝鮮女的，我跟朝鮮老百姓，老太太